“边地文学”正逐渐浮出历史地表

                        “边地文学”正逐渐浮出历史地表

        ——铜仁作家大家谈

             孙向阳

2018年11月24日，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2018年学术年会在铜仁学院召开。来自全省各高校教师、在读研究生以及铜仁作家安元奎、侯乃铭、末未等70余人参加了会议。在专题研讨中，专门设立了“铜仁作家专场”，与会代表分别从不同维度对安元奎、侯乃铭、末未三位铜仁作家作品进行了解读和阐释，碰撞出了许多思想的火花，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边地文学”正逐渐浮出历史的地表。本文根据与会专家提交的论文和专题研讨发言整理而成。

“古龙川世界”的建构者——安元奎

（安元奎，男，土家族，1963年出生，贵州思南人。贵州省作协主席团成员，铜仁市作协主席，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著有《行吟乌江》《远山的歌谣》《河水煮河鱼》《二十四节气》等散文集。）

李  晶（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贵州的声音长期处于沉默的状态，一直“沉默”的贵州人的“魂灵”要如何发出声音？这“失语症”在新时期贵州作家的创作实践下能否获得突破？贵州作家如何建构属于“贵州”同时也属于“中国”的“声音诗学”？贵州作家安元奎的散文作品正在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他的“行吟乌江”“河水煮河鱼”“二十四节气”等系列散文作品展示了一个具有丰厚文化气息的黔东乌江流域，“边地”上的人正逐渐浮出历史地表。散文是自由灵动的文体，好的作品将作家对生命的理解、人生的认识、审美的体验以感性的形式完美结合起来，因而特别强调才情与天赋，而由于体裁的特殊性，最忌矫揉造作，任何故作姿态都将被暴露无遗。在安元奎的作品中两者兼备，作者用自我独白的方式记录正在消逝的历史痕迹和个体的生命感悟，试图一点点构筑起“乌江”丰厚多元的文学空间。这是贵州乡土文学一次成功的发声，它为时下空洞、苍白的散文写作提供了优秀的样本。

李胜勇（铜仁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安元奎在《远山的歌谣》中，收录有他历时数年完成的“乌江文化走笔”系列文字。在他的这一系列文化走笔中，我们将会读到他以当年描写龙川河时相同的热情（当然更有跋涉的辛劳）给我们献上的一系列文字：从对巴人的追踪、民歌的寻找，到盐号的探访、大哲先贤的精神叩访；从对千载土司王朝兴衰的勾沉，到对乌江石的赏玩，对泉口阁守望者的敬仰，及大山深处石头城的畅想……安元奎给我们铺展了一系列“走”出来的风景。从沧桑的遗迹故址，到时间深处不灭的精神火种，作者让我们的心随着乌江涌来又逝去的浪涛沉下又浮起，随着历史的骇浪感受灵魂的震悚和惊悸，让我们在触摸乌江河流文明的同时，亦经历一次次深刻的精神探险之旅。他的散文语言干净，情感克制，具有含蓄之美，即使是“远去的背景”一辑中缅怀亡故亲人的文字，也是如此。正是因为安元奎的散文具有如此一些特征，加之他没有当前很多散文写作者的煽情、滥情之弊，而整体呈现出清通畅达、自信从容的气质。从某种程度上，我把这视为一种成熟的、中年气质的写作。

崔  丹（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安元奎散文集《行吟乌江》以乌江流域为中心，描述了乌江地区的民歌、船号、建筑、信仰等，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色彩及民俗学价值取向。作品中既有民俗风情的展现，又有对原生态自然（乌江卵石、鸾塘等）的赞美以及历史人文景观（绿荫轩、古城遗址等）的书写，勾勒出乌江流域具有原始性生命形态的“乐园时代”。然而，乌江流域的人们正在被一种看不到的力量驱逐出这种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乐园”。安元奎以“行吟乌江”为作品命名，其隐喻意义与名称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悖论，形成了内在的张力。在作品中，“行吟”并不是一种颂歌，而是一种挽歌，“行”是为了寻找具有深层民族文化积淀的民俗，“吟”反倒是面对民俗文化消失却无能为力的无奈与惋惜。乌江流域的原始生命力在现代发展过程中不断衰退，“乐园”逐渐演变为一个乌托邦，成为了一个“失乐园”。安元奎作为当代土家族散文作家，在生养之地乌江找到了散文创作题材的主要来源，将创作焦点聚集到乌江地区的风土人情中，并渗入浓厚的乡愁情结和忧患意识，使作品带有极强的民族性和鲜明的生态意识。面对现代化社会发展过程中乌江民俗文化的衰落，安元奎从城市返回乡村，以重建精神家园为使命，通过乌江文学唤醒乌江最原始的生命力，传承并弘扬乌江地域的民族文化，表现出一个乌江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黄尚霞（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安元奎的散文集《河水煮河鱼》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展示了具有独特地域民族文化特征的龙川世界，表现了古龙川源远流长的质朴精神。同时，他也展示了在工业文明语境下古老的地域民族文化的逐渐消亡、乡野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与污染，表达了对乡村文化及生态环境的忧思与更深层次的思考。其散文充满了一种深切的悲悯感。《河水煮河鱼》不仅仅向人们展示了古龙川世界的美好，他还从“文化”的视角写人状物，寄托对于历史与人生的思考：故土是人类文化的根基，传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人们在迈进现代社会的历程时，应该珍惜与传承历史积淀的文化精神。他的散文以其强烈的文化意识、独特的文化感受、丰富的文化联想、深刻的文化思考，将人们带入一个新鲜的散文境界。拉纤船号、榨歌、唢呐等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古龙川世界当年的真实生活和生产力水平，是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但在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中，这些民族文化却在渐渐消失，没有很好地得以传承，所以安元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如今会唱船号的已是所剩无几了”。虽然没有太多的感情流露，但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文化遗产的忧思。这种忧思不是矫情，而是出自对故乡文化的发自肺腑的保护。

徐 成（贵州医科大学神奇民族医药学院教师）：《行吟乌江》这本散文集，一方面作者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展现了乌江流域深厚的文化意蕴，另一方面则从文化良知的角度展现了作为一位本土乌江人面对今日家园文化日渐衰颓的焦虑。它使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的人文研究成果可以是现代多元社会中的一个向度，同时，也可以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为新的人文精神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安元奎的散文是诗意抒写与理性思考的有机融合，他在文化与历史，历史与现实，现实与困境之间对乌江的地域文化进行历史反思和现实批判，凸显出文人天生的隐忧，希望在世风日下的当今社会，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回归。尽管有零星的瑕疵，但作者用自己寻访乌江的亲身经历和朴素的语言表达了人事变迁的孤独心境和对乌江文化早日复苏的期盼。

潘光芝（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贵州土家族作家安元奎以散文见长，其《二十四节气》是比较独特的一个散文集，以二十四节气命名为整个集子的二十四个部分，详细地描写了古龙川二十四节气中不同的气候、景物、农业、习俗等乡村景象，蕴含着人神共处、万物祥和、生生不息的生命美学，表达作者对古龙川的热爱，对人神共处、诗意生活、生命轮回的赞美和向往。作品语言宁静、平和、优雅，呈现出诗词与民谚共融的语言美，从而达到形式美与内容美的和谐统一，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在焦虑与怀旧成为普遍情绪的情况下，安元奎的《二十四节气》犹如一股清风，带我们走进宁静、祥和的传统乡村，找到安放灵魂的所在。在“留住乡愁”新语境下，安元奎书写的节气乡村，为乡村书写提供了新的借鉴与思考。

肖晓月（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二十四节气》通过传统二十四节气的历法方式，展现了“古龙川”地区的物候现象、人们劳作休息状态以及独特的民俗文化。安元奎也正是按照二十四节气的顺序安排了二十四篇散文，每篇散文以该节气名称为名。年岁是循环反复的轮回，是一次次春去秋来的变化，随着季节的变化人们的生活也变化着，岁月的逼迫和生命衰老的焦虑已消失，停留下的是平静温和的生活画面。在这种平淡朴实生活的叙述中，体现作者对童年生活的重温，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幅诗情画意的乡村图景。同时，也体现了一种“万物皆有灵”的生态观。通过反观现代化的城市疾病，期望通过对传统中国的乡野文明中寻找治疗之药。

李振龙（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安元奎作为贵州土生土长的作家，受生活经验影响，其散文创作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散文集《河水煮河鱼》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河水煮河鱼》分为“意象古龙川”“龙川辞典”“川上风物篇”“非虚构的亲情”以及“岁月散韵”五个部分。作家着眼于现代人的病态精神状态，在文中对现代社会理性化进程进行讽刺与批判，并依靠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美学追求，利用散文自由灵动的文体特点，吸收了中国古典文艺作品中史传与地方志的体裁特征，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向后大踏步撤退，以求建立一个作为现代人精神家园的文学领地。《河水煮河鱼》采取的撤退姿态就必然会将视野落在以往的生活经验上，那么作家在创作时就会向传统的史学经验靠拢，从而模糊散文文体与史传传统相关的文体的边界。具体来说，这部散文集就包含了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向历史渗透，从而建构具有很强的文化凝聚力与感染力的精神家园。通过这部散文集，作者为我们建构了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古龙川”世界。

                   关注人性与人类生存的书写者——侯乃铭

（侯乃铭，男，苗族，1988年出生，贵州铜仁人。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铜仁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著有长篇小说《樱花飘零》《最后的梦圆》及短篇小说《可伶的我》《镜中之影》等。）

向笔群（铜仁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侯乃铭是我比较看好为数不多的黔东青年作家之一。我曾读过他大部分部分小说作品，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关注人性与人类生存的思考。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小说作品被当下世俗因子暂时所遮蔽，其作品文学的光芒还没有得到完全闪耀。他在大学时代就出版长篇历史小说《樱花飘零》。作品主要写日本的一个家族的历史，将一个家族的历史与战争融合在一起，初步显现了他的创作才华。多年前，我对他的中篇小说《可怜的我》写过一篇评论《道德的文化打量》，他从一个家庭出发，对底层家庭的生存极大的关注，乞讨与儿童生存的探讨，表面上是写作一个家庭生生活，实际上是社会生存的价值的人性探讨，或者说是对生命价值的探讨。近期出版的长篇小说《最后的梦园》是一部具有超形式主义的作品，其中的探索意义大于作品的文本意义。作品虚拟了梦园，把未来社会人们的生存方式与各色人等通过梦园这个特殊的场景表现出来，其中包涵了作家的对未来社会的忧虑。作为一个作家，对社会与人类的关注就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作者高明之处在于设置一个小说环境“梦园”。“梦园”是温世杰处心积虑修建在自然保护区的“山庄”，“梦园”是温世杰人生“杰作”，而“梦园”却又是温世杰最后葬身地。无论是从《雪花飘零》到《可怜的我》，还是《最后的梦园》等作品，人性与人类的生存关注的书写构成他创作的主格调。这样的创作探索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先锋意义的写作。

曹  源（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侯乃铭长篇小说《最后的梦园》不仅思想主题深刻，而且创作手法上刻意求新求变，主要表现在：首先，采用多视角下的焦点叙事，以第三人称的限制性视角与全知全能的非限制性视角，通过聚焦江屾“所见、所闻、所感”展开叙事，以主人公江屾一人的行动带动全部外在情节的发展；其次，圆形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准确把握住了江屾在金钱与道义、兽性与人性两难之间进行选择时内心真实的心理活动与人物性格的复杂性，造就了小说更加宽阔的审美感觉空间；第三，小说中大量关于动物学、兵器、宗教知识的说明性文字的引入，凸显了阅读中的饱满感觉，不仅让读者从中获取了知识，提高了阅读趣味，同时也增添了小说文化底蕴的厚重感。

高心怡（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最后的梦园》是黔地文学的新秀作家侯乃铭的新作。作者将小说的故事背景设置在2048年这样一个充满想象力与科幻性的未来世界，围绕着男主人公江屾协助老板温世杰之妻谋杀自己的丈夫及其一众情妇的故事。通过性格各异且形象饱满的人物刻画，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展开了对人性、欲望的深刻揭露。在男性人物塑造上展示了兽性与人性之间的张力，隐含着作者对人性复苏的强烈愿望，以男性视角关照了被欲望腐蚀的女性在觉醒后的佛性及母性复苏，以及她们最终的悲剧命运，使人物形象更具艺术感染力和直击人心的力量。《最后的梦园》具有浓郁的小说味，故事情节极具可读性。通过人物形象的刻画，作者将笔触深入到了人性的深处，试图揭露出人们在现代文明的急速发展中，精神上的脆弱与不堪，但同时作者在文本中也留下了希望，他想看到的是人文主义的回归，人性的复苏，即使身在欲望的漩涡中，也能够通过道德或是信仰来约束自己。欲望容易摧毁人的心志，但并不是说欲望本身就是罪大恶极的存在，关键还是在于人类自身保持理性的思考与心灵的节制。人类本身就作为自然而存在，却在物质文明的冲刷中，渐渐模糊了对自身的认识。在美好的人性遭遇到物质欲望毁灭式的打击后，作者在文中以一种忧患的心情呼唤人性的复归，用真诚地与自然平等的态度去正视生命的维度与人性的价值，带给读者震撼的心灵冲击。

水  汶（铜仁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铜仁青年作家侯乃铭的长篇小说《最后的梦园》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写出了人性的复杂，读后令人深思。小说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将故事设定在公元2048年的未来，通过私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因为病毒侵入，导致保护系统瘫痪，使人与兽共同出现在同一个时空中，展现了悲壮而惨烈的逃生过程。这个过程，也展现了人在面对生死等矛盾与冲突中，要么极端自私，要么生死相依，要么坦然面对，复杂而纠结的行为。很多情节、细节前后呼应，绝无虚笔。如作品前面几次提到的怪兽，成为小说后面最可怕的野兽，科莫多龙；前面棕熊米莎面对温世杰的愤怒，皆因温世杰对自己的无理鞭打及自己孩子死后的悲惨遭遇，最终米莎杀死仇人，体现了因果报应；作品前面写到温世杰被刺、江屾妻子和孩子误遇车祸，皆因温世杰私生活不检点引来妻子的报复。作品前面提到的人物，几乎后面都有交代；未提人名的，一笔带过，显示了作品结构、章法的严密。同时，作品彰显出来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值得我尊重的地方。在小说中，作者深刻指出当代中国社会道德与信仰缺失带来的危机。书中恶有恶报的大企业家温世杰之所以敢为所欲为，皆因金钱上的富有。而被他伤害的妻子，本因为利益关系，选择沉默与妥协；却因自己孩子的继承利益遭到侵害选择向温世杰及自己所痛恨的人进行报复。江屾因利益关系选择接受苛刻的条件，哪怕置无辜之人性命于不顾；庄小蝶本可凭借自身实力走出完美人生，却也一时糊涂，被利益蒙蔽头脑，进入梦园；其他人几乎莫不如此。择偶观不看对方人品如何，只看其是否有钱，或是否能够带来物质上的利益，金钱对人心的腐蚀如此严重……一个金钱至上、利益至上、功利主义横行的世界，人性泯灭、道德缺失，是多么可怕与危险。作者深刻揭示当下社会中的某些污秽之处。我认为，作为作家，就应当有这种社会责任感，指陈时弊、深刻揭露，以期引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警醒和思考。或许话语权没有那么多，或许声音没有那么大，并且还有可能“风多响易沉”，但终究需要有人去呐喊，去奔走，去进言，以期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贡献智慧和力量。

唐安民（铜仁市图书馆馆长）：侯乃铭的长篇小说《最后的梦园》于2017年3月全国上市，这是黔东小说创作的一大盛事，也是贵州青年一代作家成长的闪光印记。《最后的梦园》将故事背景设定在21世纪的40年代的未来社会，小说的叙事界面由以“梦园”别苑（野生动物保护区）为原点的三个故事单元组合成，一是江屾来到“梦园”策划谋杀温世杰；二是写温世杰在“梦园”与几个女人的情感纠葛；三是一群男女在谋杀温世杰之后逃离“梦园”遭遇野兽对弈求生的惊险历程，将各色人等与各类兽欲巧妙链接，勾勒一幅未来社会生存的图景，展示人性与人性的较量，人性与兽性的抗争，兽性与兽性的对抗，触目惊心的故事背后，包含对欲望、科技和自然的深度思考，对感恩、亲情、忏悔等人性的深度探寻，凸显出对人类未来的生存深沉思考。作为这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参谋者”和传播过程中的“第一读者”，有幸在面对面的交流探讨中了解到作者的创作动机、艺术构思和创作细节。在作者看来，创作这部小说，其突出意义一是对个人创作方向调整的尝试与突围，更重要的是对贵州小说创作如何“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应”的一种尝试与突围。

陈奕希（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长篇小说《最后的梦园》是一个架构于未来的故事，作者将小说的背景放到了21世纪40年代，很明显是将想要表达的主题从当下时代背景的硬壳中剥离出来，去单独地呈现。而这个架构于未来的故事虽然情节较为荒诞和夸张，反应的却是当下社会的现实，或者可以这么说，当下社会中某些真实的颗粒，被抽长放大展现在了未来的时空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后的梦园》讲述的是未来社会的故事，但我们却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为科幻小说的原因，即使小说中存在一些对动物和自然地理的科普，但重心还是在人物及思想的解读和对现实社会的剖析上。小说讲述了退伍军人江屾为了拯救因意外而生命危在旦夕的女儿娇娇不得不答应谋杀自己的老板——梵天集团总经理温世杰，可是最后自己以及一些无辜的女人们都身入险境的故事。小说中回忆与故事发展共同交织，使读者在紧张的氛围中体会到浓厚的危险气息。在猛兽的描写中，作者稍加笔墨刻画了两个较为典型的动物形象，一个是狼群领袖——独眼头狼，另一个则是棕熊米莎。在刻化“头狼”这个动物形象时，一方面作者为我们展现了狼这种生物的残忍、狡猾，另一方面也展现了狼群的知恩图报和不畏艰险的胆识；而棕熊米莎在小说中更像一个关键的角色，它也是与小说中人物联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动物。首先，它是杀害温世杰的“凶手”，直接导致了了小说中众多女人心理及命运的转变，其次，江屾、庄晓蝶以及徐捷三人成功逃出梦园又离不开它的守护。棕熊这个动物形象原本就是原始自然力地单纯体现，但在作者的笔下却将它显得复杂化、人性化，甚至在小说中棕熊这一形象显得比其他真实人物形象更为生动。《最后的梦园》中所折射出的人性深处对欲望的无止尽的追求，正是来源于现代社会思想的异化。小说中的人物为了能获取更多的金钱和利益，不择手段地将自己放在了生存与欺骗的夹缝中，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凸显了作者对现代社会人们思想困境的担忧以及对物欲横流的中国社会的强烈警醒。

                  来自生活的禅悟者——末未

（末未，原名王晓旭，苗族，1969年出生，贵州印江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8届高研班学员，铜仁学院田秋写作学院教师。作品散见《诗刊》《民族文学》《山花》《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诗选刊》《中国诗歌》《中国诗人》《文艺报》《人民日报》等100余家报刊。著有《后现代的香蕉》《似悟非悟》《归去来》等诗集。）

颜同林（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自2004年末未出版第一部诗集《后现代的香蕉》以后，2008年出版了《似悟非悟》，2014年则迎来了《归去来》诗集的问世。相隔数年出版一本诗集，一步一个脚印，三本诗集就是三个脚印，大体汇集了末未二十来年诗歌创作的精华，形象地展示了他的创作历程和诗美风格。末未长期在贵州印江基层教育战线工作，直到近几年栖身黔东高校，主要生活范围在武陵山区，立足黔东铜仁的地域性存在是他最显著的标签。相应的是，其黔东地域的诗歌书写构成了他诗歌创作的特色与底蕴。从《后现代的香蕉》到《归去来》，是末未随着年岁增长、阅历丰富而改变的精神结构。末未关于黔东的诗歌作品中，逐渐杂糅着标志性的地方志内容：除了河流、山峰、水库、洞穴、宗祠、古巷等笼统的语汇之外，更多具有黔东地域标识的语汇，如滨江广场、乌江、清水江，梵净山、六景溪，以及松桃、秀山、印江等地域性名词都大面积复活在诗人笔下。在这些具体的地域性标识语汇背后，都潜伏着诗人的地域性思考。《我在瓦窑感受到了一双巨大的手》《南山》《刘氏宗祠》《文家店怀古》《古巷》《走在山路上的六景溪》《那是哪一年》《从松桃飘来的白云》《李子花开了》《在白市镇新石器遗址挖掘现场》《梵净山：白云深处有人家》《云深不知处》等等便是代表之作，这些诗歌记录着黔东人们日常生活的哲学，既有对平凡生命的感叹，也有空灵的综合抒情，均先后抵达生命诗学的核心地带。显然，从《后现代的香蕉》到《归去来》，是一次次的扬弃与充实。诗人将笔触伸向了故乡——黔东，抒情主体已不再是那个在田间奔跑的天真的孩童，而是一位略微带着忧伤、声音沧桑的中年人。其间有流浪、漂泊、寻觅，也有归乡、立业、知足，这些都成为了末未集中的人生体验。此时末未手中的笔不再是简单描摹外界，而是多半有所寄托，有所超越，诗人从世界的外部回归到了心灵的深处。

庄鸿文（铜仁学院田秋写作学院教授）：最先注意到末未的诗歌，是为他书写内容的日常性。在《清水煮青菜》一诗中，写了“他”与“她”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场景：洗青菜与煮青菜，诗意便从那一碗青菜汤中流溢出来。在末未的诗里，读者看到的都是一些熟悉的画面与物象，日常的世俗生活在他的笔下成为诗意的主角，日常生活的出场不仅不显得突兀，反而在诗意的空间里穿行得自由自在，这也正是构成末未诗作个性的元素之一。关注生活、细致观察是末未诗歌创作的一个利器，这从其诗歌创作的题材可见一斑，他的许多诗作的诞生常常源于其某一时刻对生活现象的观察，或者源于对长期生活经验的一个具体呈现。诗人时时停下来，俯下身，去审视那些为人所忽略的点点滴滴。诗歌一方面要穿透事物的本质，直抵内心；一方面要于为人所司空见惯处，见出新的意味。诗人末未的思考常常会超出许多人的想象，从而把人们带向另外一个向度。除了《走着走着，我就突然向后转》外，还有一首诗也典型地体现出这一特点，即《看山》。首先，它告诉读者：人是渺小的；其次，它摆出人们都知道的一个源自于山的生活哲理——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停留于此，诗歌毫无新意，诗人又向前走了一步，当他越过高山之巅时，突然发现，“它的岭不在了/它的峰，也不在了”。超然物外方能达到新境界。诗人末未在巨大而浑浊的俗世声响中心无旁骛地测量着生命律动的节拍，并呈现出个体对生活的禅悟。他的诗歌没有繁复的意象、稠密的诗质与复杂激动的情绪，常以短小的篇幅、浅白的语言、简单的意象与淳朴的感情写就日常生活的感悟。也许是太专注于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末未较少将视线投向深广的生活，也许未来他要做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用诗歌进行自我对话的同时，进一步与厚重的历史与广阔的现实进行对话，将其思想的触角伸向无限广大的生活与无可穷尽的生命，揭示出人类各异而真实的生存状态，用诗歌抵抗生存的艰难、追问生命的本质。

吴恩泽（原铜仁地区作协主席、贵州省作协副主席）：末未诗歌之“悟”与“不悟”，是直面生存与生命的结果，这当然与他的狂放不羁的气质有关，诚如他自己诗歌《宣言》中所豪迈宣示的那样——“读自己，想读的，天书/写自己，想写的，碑文/说自己，想说的，废话/灭自己，想灭的，无名之火/走自己，想走的，独朩桥/摸自己，想摸的，老虎屁股/吹自己，想吹的，空穴来风/过自己想过的，一知半解的生活……读着这些诗句，我脑海里竟油然浮现写出了惊世之作《洛丽塔》的纳博科夫，一个西方的老头的身影，是的，就是他，也曾在《必要的角度》中将自己做人作文的禅悟警语昭示天下：“我像天才那么思考,我像杰出作家那么写作,我像小孩那么说话。”从《后现代的香蕉》走到《似悟非悟》的诗人末未，孜孜以求的就是这样的境界。他常常对朋友们说，什么都可以丢掉，唯一不能丢掉的是诗。他的创作实绩证明了他是一个一定要将诗歌进行到底的人。他为了成就为一个纯粹的诗人，竟然将一个物欲的“我”，在长诗《恶》中审判得那么暴露，那么彻底，那么酣暢淋漓甚至血雨腥风。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诅咒这个世界“恶”的替身：“……恶贯满盈的我真该死了，多活一天就多一天罪孽/脏啊，从头到脚，没有一个细胞是干净的/臭啊，火葬时的那股靑烟，也还要污染一下空气/恶啊，这首诗里的思想，不知要多少年才会消失/”读着这样的诗句，不管是反感或者顺感，都要长长地吐一口气或者呑一口气。

周思辉（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诗人末未身上具有“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境界。“理性”在于对现实生活细致入微的考察，“感性”在于对由象征或真实的一件件事物或是从自我审问所喷薄而出的体悟。具体在诗歌内容上，“理性”方面从《似悟非悟》中可看出描写的内容。从第一篇的《走在傍晚回家的五只羊后面》开始“走在傍晚回家的五只羊后面/我像秘密的偷窥者，隔着五十米/也不敢贸然轻咳一声……”到第二辑中如《离开纳木错的时候》“后来，离开纳木错的时候/我只是多看了一眼/蓝蓝的湖水里蓝蓝的天空飘过朵朵白云。”再如《在德克士二楼看十字路口的行人》等文章数不胜数，几乎每一篇你都可以看见诗人对于自我与现实存在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事物本身存在的深入发丝的考察。同样在《归去来》诗集中，这种考察更加具体于“黔地”这个地域位置之上，从《站在黄果树瀑布前》“不要问流水，为什么勒不住马，那一刻/恍然失足，与自己形成落差”到第一辑最后一篇《尧上，神仙居住的村庄》“她们一路踏歌，来到泉边/将树叶洗净，揉碎，浸泡，过滤，沉淀。”都可看出末未对于事物的观察与热爱，在其他辑中也是也可看到作者对于现实的细致观察，如《广场舞》中“跳着跳着，花飞花谢的广场上/拥抱影子的人们，渐入佳境”，又如《钩钩针——献给沙漠植树者》中“但他一年又一年，固执己见/像根钩钩针，在绿洲与沙漠之间/弹性十足，又见缝插针”。通过这些文本可以感知到作者对于生活事物的敏感和极其细致的观察。“感性”则是喷薄而出的体悟，诗人在平凡的描写生活之后总会有金句流出。有热烈如《宣言》中的“读自己，想读的，天书/写自己，想写的，碑文/说自己，想说的，废话/灭自己，想灭的，无名之火/走自己，想走的，独木桥/摸自己，想摸的，老虎屁股/吹自己，想吹的，空穴来风/过自己，想过的，一知半解的生活……”，也有阴郁如《南山》中“那时，我会不会借助树叶的手掌/堵住墓门，不准后来者进去/而这并非因为南山太挤”，也有对生活的思考，如《滨江广场》中“这时，有人打来电话/追问一个人/在什么鬼地方，等死/他大声回答“滨海广场！”/仿佛他不提高嗓门/声音就会被涛声淹没”如此种种的金句，皆是作者对生活之热爱，对周遭自然事物虔诚思考后所诉说的真诚体悟。

彭  星（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末未是当今贵州诗坛颇具创作特色的一位诗人，他的诗不仅有对地域文化的阐释、对观察事物的思考，也有归于内心的纯粹。至今为止出版的三部诗集融入了末未对生命和事物存在状态的思考，其诗歌着笔轻盈，语言干净凝练，可以说末未是一个将诗歌当成宗教对待的虔诚的诗人。自2004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后现代的香蕉》到后来的《似悟非悟》，再到近期的《归去来》，末未的诗歌始终在表现生命震颤的同时，极力挖掘生活背后潜藏的本质，并在对个体存在的状态进行细致观察的过程中，融入自己的哲思。如果说《后现代的香蕉》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激情、充满希望却又有些许忧患意识的末未，那么时隔四年后亮相在读者面前的《似悟非悟》则增添了许多禅意。末未不再停留在对人、事、物的客观呈现，而是渗入了许多个人体验，这是主体对客体的反应，是直面生命的精神表达。而《归去来》则再次将笔触伸向了故乡——黔地。他在诗歌中说着过去的事，喝着陈酿的酒。这时的末未已不再是那个在田间奔跑的天真的小童，而是一位带着满口袋故事的中年人，他将自己的记忆拼接成一幅幅画面，娓娓道来。末未有着“流浪”的经历、“漂泊”的心路，这些都成为了他的诗歌体验。只是此时末未手中的笔不再是描摹外界的工具，而是具有直指事物内部的强大力量。诗人从世界的外部回归到了心灵的深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诗人自己与外界事物的交流碰撞后产生的答案：生命存在的本质。末未试图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流浪者”在世间行走，但每一个人最后都将成为一个“归来者”回到故土，归于内心。这就像末未的笔名，既是开始，也是结束。总而言之，末未的三部诗集不仅记录了他二十余年的诗歌创作历程，同时书写了他对于生命和世界的体悟。从最初对于意象的表层书写到“似悟非悟”的朦胧禅悟，最后积蓄力量将其转化为向内的冥思，这是属于末未的诗与思。

芦苇岸（浙江省嘉兴日报社吴越出版编辑部、铜仁籍诗人）：末未的诗歌，经由了半生年华的锻铸而有了更为坚硬的本质，和更为自由伸展的语丝，他的地域敏感里容留了丰富的诗思矿产，他深入的生活体验与“地方性知识”的互文性，帮助他打破了表象书写的虚假，而嬗变为一种个性突出的“有根写作”，并呈现出极强的气场。观其新著《归去来》，显在的感受是，如果说革去“后现代主义的香蕉”那种表层化的意象书写让末未精确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诗歌语境，那么，将所见意象转化为内在象征，在很大程度上，将他的冥思推到了当下的富有建设性的诗歌现场。这也就是他的诗歌始终保持着较好的接地性。他的诗歌总是怀有某种期待，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地域诗性书写的宽阔与自在（第一辑：黔地书）；淡泊名利的自然归心及其诗言志的警醒与放达（第二辑：归去来）；复杂的个体经验杂合焦虑、盘诘、省思与行走意义的碎片拾遗（第三辑：速写签）；情感世界似有若无的光亮与中年心态在对应外物时的直觉触动，及其心性自由在现实与虚幻两端的散淡状态（第四辑：花非花）。总的说来，末未的诗歌姿态是前倾的，不抱残守缺，亦不作无谓的高音大嗓的假唱，他的诗歌，依托梵山净水，将地域的积极意义转化为精神的标高，因而不缺干硬的刚性质地，后现代的片断性与迷离色彩十分明显。更可喜的是，他近来的诗歌，已经彻底抛弃了初期写作固执于概念先行的那种言而不清的浮泛的模糊性意绪，远离了举旗标榜的自命不凡。他的触觉已经伸入生活的底部，能够比较从容自如地对事物进行诗意的观照，他的诗写自由度、开阔度都比较大，这样的操控能力，和比肩当代汉诗丰姿的胆识在贵州诗人中虽谈不上异数，但绝对不可忽视，甚至放在全国视野考量，也卓有建树。

   作者简介：孙向阳，男，侗族，1976年10月出生，贵州松桃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铜仁学院田秋写作学院副院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会员，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铜仁市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在《南方文坛》《扬子江评论》《贵州社会科学》《贵州民族研究》《电影文学》《现代中文学刊》《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炎黄春秋》《山花》《贵州日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主编教材2部，参编教材6部，主持各类科研课题6项。曾荣获“2015·文学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征文优秀奖、2015年安徽省和贵州省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抗战题材电视剧评论征文比赛中分别荣获一等奖、第七届梵净山年度文学奖·文艺理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