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理想与追求

我的文学理想与追求

——自述

欧阳黔森

         一

于我而言，创作文学作品是我生活中最重要部份。除了写作，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让我如此愉悦。

从事写作，算起来有三十年了，减去八年下海经商，约有二十二年，其中十五年为专业创作。说是专业创作，其实是半专业，我只有一半的时间创作，另一半我必须要服务、组织、联络。除了作协，文学院、及四刊一报，还有文联的几个单位，我都必需管理，确实有些让人受不了。想起来，还是当专业作家那几年是我最愉快的日子。现在，我才明白，我的前任何士光主席，为什么60岁还差一点，就坚决不干了。原来，在士光主席看来，创作比管理愉快太多。这十多年来，何士光创作的《今生》等作品，真是让人有仰视的感觉。我认为当今文坛，别看有的人这样风光那样牛皮，百年以后，大多数人及其作品都会烟消云散，而《今生》这样的作品当永垂不朽。

白话文写作发展到今天，技术问题早已不是问题，随便弄出一作家来讲，都不会差到哪里去。这个问题普遍，也就是个大问题，也就是“有高原，没有高峰”。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大师的时代。那么，诺贝尔文学奖是我们仰止的高峰吗！当然不是。举个例子，法国文学现象。法国有很多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可是，这些诺奖获得者要想进入法国文学院，比诺奖更难。法国做为一个文学大国，它有自己的文学精神和标准。这是法国人的自信，法国人的高度。从历史来看，中国无疑是文学大国，而且是最强的大国。说句自信的话，诺奖不给中国文学，不是我们的损失，而是诺奖巨大的缺憾。不说我们几千年以来那些伟大的文学高峰了，就说当今，像莫言这样优秀的作家，我们可以毫不费力的数出二十几位来。法国自信，中国当更自信。

贵州的文学创作，是以短篇小说见长的。从蹇先艾到何士光，几十年以来代表了贵州文学的最高水平。何士光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四次婵连获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诠释了在这一文本写作中的王者风范。至今，贵州文学，仍然是以何士光、叶辛、李宽定来讲述黔地文学史。叶辛的电视剧、李宽定的电影在那个时代是家喻户晓的。何叶李无疑代表着当时的贵州文学水平。

于我而言，诗歌、散文、长中短小说、电视剧、电影都涉及，约500余万字了，也获得过15次国家级奖。再三思量，最令我满意的还是短篇小说，而恰恰这又是一个令人忽略的文本。每当人们谈起耳熟能详的那些电视剧时，我总是尽量避开。我很不愿意有人介绍我是编剧，甚至什么金牌编剧的称谓。我是一个作家，善长于短篇小说的作家，我更看重这一点。虽然前者有实惠的经济利益，而后者几乎无甚利益可讲，多半只能讲点精神追求。

于我而言，残存的这点追求，是一定要坚守的。

                   二

我为何对短篇小说情有独钟？自有我个人的想法。

我在还没有完全弄懂小说为何物的时候，就开始了短篇小说的创作，仿佛一个男人还不了解女子，便猴急猴急地结了婚。这是文雅的说法，其实“欺负”“强奸”才是最准确的比喻。那时候以为小说很简单，短篇更不在话下，随便一写就会发表，或者一不小心就会因此出名改变命运，活活欺小说太甚。

接连几封退稿告诉我，小说是不那么好欺负的。失败的滋味当然还铭记刻骨，但就像历史总愿意书写好的一面那样，我也愿意回忆写作之初的美好冲动。夜深人静了，身体总憋着一股劲，或者说一口气，它需要吐出来，释入在稿纸上。吐这口气不需要太长时间，只一个晚上；也不需要太多的笔墨，只20页300格的稿纸。这便是我心目中的短篇小说。

据我的经验，短篇小说可称得上是一种快乐的形式。首先它的篇幅短小， 不需要太耗体力，在兴奋点还没有消失的时候就已经完成，所以常常给人以饱满、激动和完美的印象；其次它是自由的，任何一个刹那的想法，只要你愿意，都可以变成短篇小说，特别是现代派小说被读者接收之后，短篇小说更是自由得毫无道理；再次是它能给人以成就感，无论长短，它毕竟是小说，况且世界上还立着那么几个靠短篇成为大师的榜样。于是乎我这样懒汉，终于找到了借口，在没有写出大部头之前，无端便有了良好的感觉。如果说我在写长篇或者中篇的时候倍感痛苦和劳累，那写短篇的大部分时间里却感轻松和快乐。唯一不快乐的是领稿费的时候，短篇往往因字数有限而拿不到更多的票子。

但是谁有愿意为那些废话买单和浪费时间？在阅读人群和阅读时间都越来越来少的今天，短篇显得尤其适合，它就像小说的浓缩液，能最大程度地去掉废话，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给读者以小说的全部享受。

所以我以为短篇不仅是一口气写完的，它还必须能够让读者一口气读完。

                三

 熟悉我创作的朋友曾说过，我对贵州这块土地倾注了太深厚的感情。

生于斯，长于斯，当然热爱、关注这方土地的历史与文化。贵州历史文化当首推古夜郎文明，人们大多知道汉夜郎，是因为有一句“夜郎自大”的成语。这句成语让很多贵州人有心理负担，其实在我看来，这是太俗太不自信的表现。首先，夜郎自大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谬误，汉使到滇王后来到了夜郎王处，夜郎王问汉使，你大还是我大，这原本没什么错，那时候没手机更无网络百度，汉与夜郎相距数千里，以那时的信息传播，可想而知。互不了解太正常了，汉使来此的目的，不正是想知道夜郎有多大吗？夜郎王问一句你大还是我大，我认为这是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不知道，我问一下，有何不可？这好笑吗？要说有自大情结的一定是汉，当时的长安乃亚洲文明的中心，当然是大，自然有它大的胸怀和霸气。但汉武帝这样的千古一帝，绝不会狂妄自大，何况当时还有强大的匈奴让他夜不能寐。有自大情结的一定是长安城的士大夫和文人，在他们看来，除了长安人都是乡下人（这与当今某些北京人和上海人有点类似），在他们看来，你怎么能问你大我大的问题。本是一句谦虚谨慎话，在他们眼里就成了不知天高地厚、狂妄自大。其实谁自大，一目了然。谬误就谬误吧！也没什么了不起，一笑了之而己。偏偏有些贵州人对这句成语刻骨铭心，当然也有许多贵州人不以为然，我就是这样。2004年至2007年我与贵州人民出版社策划了一套全国名家丛书，丛书就叫夜郎自大丛书，几年时间共推出了全国三十几位名作家的小说和散文集，也没有谁怕沾上“夜郎自大。”自大、自信其实就在毫厘之间，过之叫自满。自大是需要底气的，只要不自满，自大一回又何妨呢？再说了，当时的夜郎疆域包括了当今湖南西部部分、云南东部部分、四川西南部部分，还不大吗？

我在这里强调的是古夜郎，古夜郎的疆域更大更广，据考古发现，其文明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这是考古界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即贵州毕节赫章县可乐古遗迹。毕节彞文古籍当中记载，西周王朝受到秦威胁时，古夜郎第十七代君王曾出十万雄兵，维护天子尊严。这个题材，我准备做电视剧，当地正在打造古夜郎城，助推当地的旅游发展。夜郎在西汉后期，归伏中央王朝，设夜郎郡。在唐代时，夜郎依然名气不小，很多文人墨客的诗词中，有夜郎出现。据贵州石阡府志记载，李白得罪权贵曾发配夜郎。至今石阡县仍有李白的传说。

还有一句成语叫“黔驴技穷”，也谬误给了贵州，让许多贵州人哽在喉里，不舒服。其实，这样的谬误也是一笑了之，不必计较。初中生都知道，柳宗源说，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再说，当时的黔也不是指贵州。当时叫黔中道，包括现今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广西各一部。这一带秦时称黔中郡，汉称武陵郡、唐复称黔中道。到了明朝这一带分别给了五个省。即湖广的施州卫，永顺司、辰州府，贵州的铜仁府、播州司、都匀府、四川的重庆府一部，广西的桂林府一部。贵州建省至今有601年，从历史上看全国建省情况，贵州不算晚。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有49个民族成份，少数民族成份居全国第二。世居少数民族达17个之多，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7.9 %。贵州是中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早在20多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先民们在这里生息繁衍，创造远古文化，黔西观音洞、威宁鸡公山，桐梓人、大洞人、兴义人、穿洞人，无不向世界诉说着在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贵州建省时从周边省区划属贵州的地区，迄仍与其历史上的“首属地”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文化的多元并存、共同发展，形成了贵州文化的特殊象。战国、秦汉时期，贵州高原古夜郎文化已初成繁荣。魏晋以后至唐、宋、元，贵州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贵州文化广纳中原文化及周边地域文化之长，经过融会贯通，明清达到繁盛，于是有了土司文化、阳明文化。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又拥有了长征文化、抗战文化。这些独特的文化像素无不代表着每一个历史时期贵州所经历的对本土文化的固守以及与外来文化的融合，而这一切，已由我们所拥有的众多的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彰显出来。

每一个地域文化都是一粒宝石，该它闪光的时候，绝不会被淹没，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几千年以来，那些伟大的名字和名字所传播而留下的地域文化在历史的星空里依然闪耀着光芒。

放眼看世界也是如此，曾有人说，写邮票一样大的地方，也有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说充分证实了这个观点，也许并不尽然，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仅此一个文学奖而己，世界上许多大师并未获奖，像托尔斯泰等，但最少是一种佐证。

我本人的小说创作，大多取材于贵州，在贵州题材中我又更偏重于我的出生地黔东铜仁市。贵州府志曾这样赞誉铜仁：“贵州各郡，独美于铜仁。”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脚下，是属于山美、水美、人更美的那种地方。贵州建省仅六百年，铜仁府原隶属于湖广行省的武陵郡与黔中郡，属楚文化范畴。我的小说带有楚味，也是一种必然。如果要举例的话，短篇小说《短河》、《敲狗》中篇小说《白多黑少》、《水晶山谷》便是楚味的代表。文学与地域属于母子关系，换一句说法就是，母亲的优劣关系到儿子的优良、而民俗民风、行为方式、语言特点，确定文学的味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