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的春天

                                      候鸟的春天

                     刘照进

响塘龙与一口刀，这是两个不同属地的地理名词。一个在碧江区环北办事处，铜仁市东面，一个在沿河县思渠镇，铜仁市西面。一个位于城市中心，一个处于大山深处。一个见惯了霓虹华灯，歌舞香槟，车水马龙，一个苦守着山南水北，贫穷孤陋，落后荒芜。

如今，因为易地移民搬迁，响塘龙与一口刀，像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成了亲戚，成了家园与家园的重叠。

靠山不能吃山。移民朱琼说：“村里的许多地都荒着，靠种地养活不了一家人，大部分村民都外出务工，种地的人很少。村里八成以上青壮年都在外打工。”

他乡容不下飘荡的灵魂，故乡安放不了肉身。每年，他们像鸟儿一样南迁北徙，年底匆匆回来，看一眼老人、孩子，屁股没坐热，又匆匆往外赶。他们把家拴在行囊上，忍受着一年三百六十五个日子的孤独与辛酸，几乎全部收入都供孩子上学，希望有朝一日能离开这个贫困的地方。

“真的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快。”

去碧江区环北办事处响塘龙易地搬迁安置点，如果走捷径，需要穿过一条狭窄的巷子，略显破败的民居建筑散乱地搭接在街道两边，低矮的“门面”一间挨着一间，鼎沸的人声和浓郁烟火气呈现着这里作为“城中村”的特征。巷道尽头，连接着一座土丘，泥泞道路的两边，青色菜蔬叶子被雨水浇得透湿，翻下土丘，穿过一条宽阔马路，就到了安置小区门口。

宽阔的广场，整齐划一的楼房，花台，路灯，绿化树，商铺，物业，保安，一切都在无声说明，这里是城市的一部分。

当然是城市的一部分。包括他们，和她们。

“早就盼望有这一天啰！”五十岁的袁新芝一说一脸笑。是那种真诚的笑，发自内心的笑。袁新芝可不是一般人。她有着城里人的气质和派头，卷发，围巾，红色外套，走路时高跟鞋发出有节奏的“可可”声。

袁新芝不太标准的沿河方言暴露了她的身份。她说自己是河南开封人，是被丈夫骗来的，在一口刀那个“鬼地方”生活了九年，2018年易地搬迁到响塘龙安置区。新房在十三号楼，电梯房，一百平米的三房。一家五口人，满够住。

问她咋个骗法？她嘿嘿一乐，红嘴唇上翘，就是不答。再问，又嘿嘿一笑，这回终于吐出一点：“就是青冈树上烙糍粑qi（音，阴平，土家语“吃”的意思）那样骗嘛。”与她一道搬迁来的杨绪花老人忍不住说了句“这个背时的”，一屋子人跟着哈哈大笑。彼此都知道类似的笑话，所以笑得心照不宣。

记得小时候寨子里有位退伍军人，爱人是省城来的，农活做得稀里糊涂，特别害怕烧柴火，烟一熏就蒙住眼睛往外跑。据说，男人在省城当兵时，两个人好上了，女人不知道男人家住何方。男人就编故事，将自己家乡的两个地名“菜籽岭”“甲纳溪”串成籍贯，变成了“菜子省甲纳区，青冈树上烙糍粑qi”。意思是自己家住菜子省甲纳区，家里生活条件好，就这样把人骗回了老家。不过两口子倒是相安无事，在乡下生活了几十年，养了五六个孩子，直到多年后男人病逝，孩子们都成家了，女人才被娘家人接回省城。

问她男人当初是不是这样骗的？又一阵“嘿嘿嘿”，算是默认。

袁新芝与丈夫朱永喜是在广东打工经人介绍认识的，两人结婚时都是三十好几的大龄青年了。袁新芝初中毕业，性格开朗，骨子里天生有股子浪漫劲，对待婚姻大事当然就挑剔，这样一来二去，就成“剩女”了。丈夫朱永喜家住一口刀村坨的组，家里只有半间木房，小时候穷得饭都吃不饱，更别说娶“媳妇”。在遇到袁新芝以前，朱永喜以为自己这辈子也要像村里那些老光棍一样，恓恓惶惶过一辈子了。

两口子先是旅游结婚，然后在外打工，直到孩子到了上学年龄，丈夫才第一次领着“媳妇”回老家。

在这之前，袁新芝根本不知道“一口刀”这个语含生猛的地方，居然就是丈夫口里那个“青冈树上烙糍粑qi”的美丽谎言的肇始之地。

对她而言，接下来的生活，当初抱有的期望有多大，失望就会有多大。

一口刀是典型的深山区、石山区，交通闭塞，生态非常脆弱。“一口刀”就是取其“刀背上”的意思。十一个村民组散落在酷似一把菜刀的林莽山丛中。

一口刀因为偏远贫困而大名鼎鼎。

山脚下，八百米处就是奔腾的乌江。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沿河县城到北部片区的塘坝、客田两区，陆路交通不便，沿河与洪渡两地，便有乌江航运公司的班船隔天一班上下对开，船票上印有沿途停靠码头和相应票价，一口刀赫然在列。一口刀几乎处在两地中点，班船在峡谷中突突突突吼叫半天之后，在一块稍见宽阔的地方靠岸，江岸边乱石堆叠，水手们迅疾拖出跳板，远远地伸出去，搭接在岸边的乱石上，撑杆一横，两人前后一拉，便在跳板边架起简易的“护栏”，待客人上下完毕，船又慢慢旋开，汽笛一鸣，继续向峡谷中行去。汽笛声在两岸的峭壁上碰荡，悠悠地响了好一阵子。回头再看那些刚刚下船的客人，三三两两，或肩挑，或背驮，被绳子一样从山崖上拖下来的茅草小路，荡来荡去地摔击。

冬天退了水位，露出崖壁前一片浅浅的沙滩，山上的村民就会将柴禾挑下山，长长地码了一地。也有许多木炭，全是上好的青冈木烧成，一条一条码在竹筐里，黑黢黢摆了一大片。

船一靠，便有人将一篼篼木炭或一捆捆柴禾搬运上船，码放在甲板上。这些柴禾和木炭被拉到县城，再零售给居民。

那时的一口刀，像一只被扎紧了口子的布袋，只有峡谷中的乌江，是唯一的出口。

山多土薄，乱石丛生，全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一亩，有人开玩笑说“一个石旮旯里只能栽三根丝茅草”。土地下放以后，有一丘田被分给十一家人种，一家收不了几碗谷子，最后只好合在一起，轮流耕种。

缺水，成了一口刀人的致命心伤。在一口刀村，几乎每家都有一两只半人高的木桶。人们把这背水的木桶叫做“晏桶”。一只用来背水，一只用来背粪。山路陡峭，爬坡下坎，水桶根本不能挑，只能使用木桶“背”。一口刀人从一出生就知道水的金贵，稍一长大就得学会“背水”。每逢天旱，附近的水井枯竭，一口刀人就得背着“晏桶”到远处去候着轮子背水。往往，一个来回得三四个小时。黑咕隆咚夜，人们打着手电、拄着打杵背水，来来往往，山路上热闹非凡。

“背水”留下来的心酸故事，更是让一口刀人难以忘怀。某年干旱，一农妇好不容易背回一桶水，到了门槛边，心想可以歇口气。几个孩子在屋里打闹成一团，地上到处是东西。女人一只脚踏进门槛，踩在一只圆滚滚的吹火筒上，脚下一滑，连人带桶栽倒在地，一桶水全倒在地上，女人也一屁股坐在地上，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几个孩子更是吓得不知所措。

袁新芝最害怕的就是“背水”。她的老家是平原，吃水都是从地下打井，轱辘把子一摇，水就提上来了。如今要将一只“晏桶”贴在背上，驮着满满一桶水爬坡上坎，简直比登蜀道还难。

第一次和爱人带着孩子回家时，从沿河县城的东风码头乘船，一路顺江而下。眼前涌现出的是她从未见过的风景。船进山峡，两岸景色如画，纤道悠悠，袁新芝兴奋得像孩子一样又跳又叫，忙不迭举着手机乱拍。

船在“一口刀”停靠，一家人背着大包小包上岸，沿着小路向上爬，两边茅草齐腰深。袁新芝穿着高跟鞋，高一脚低一脚地紧跨慢跨，起先还沉浸在看风景的兴奋里，不停地问丈夫，你们这里咋长那么大的山。两个孩子从一出生就跟着爹娘在外面打工，从来没回过老家，对故乡自然也是兴奋而陌生的，一路上你颠我打地闹。走着走着就出问题了，累得吭哧吭哧像牛喘。

“我砸了他们一家人的碗。”袁新芝丝毫没有悔意，“那会儿我是真的生气了，好不容易走到家，一看，一半间木房歪歪倒倒的，简直没办法居住。我第一次背水，不知道方法，走一步，水就在背上哐当哐当响，一不小心就荡出一股，从脖颈那个地方淋下来，搞得浑身透凉。走一步，又哐当哐当荡出来。那种绝望啊，真是没法形容……我是真生气了，回家就将他们家的碗全砸碎了。”

“你生谁的气呢？”

“当然是老朱啊，他那个骗子，要是当初知道他们家这么穷这么偏远，打死我也不会来。”

后来，寨上就有人教她背水的方法，说要装满一桶，俗话说“半壶水响叮当”，如是只装半桶，水的体积不够，就在桶里晃荡得厉害，得装满一桶，走路时身子要平稳，不疾不缓，保持摆动的幅度，水就不会晃荡出来了。还有人教她如何烧柴火，如何避免柴烟熏眼睛。

朱永喜继续当他的候鸟。春节一过，就出门打工，年底回家，只在老家短暂地待几天。

袁新芝不想在老家呆了，她想跟丈夫出门打工。她打电话给老朱，老朱说你走了孩子怎么办？如果不读书，难道还让他们长大了跟我们一样打工？

一个人没有改变自己故乡的权利。对于妻子的怨言，朱永喜有愧疚，但这份愧疚，却是他无法改变的事实。为了孩子能上学，他只好说服妻子留在一口刀老家。

“后来我就去思渠镇上租房子，把两个孩子转到镇上去上学，条件稍稍好了一些。”

没事的时候，她就靠在窗前想心事，想自己的一生，想当初“受骗”跟丈夫来一口刀的伤心事，她以为这辈子彻底完了，会在深山老林里过一辈子。她做梦都想到外面买套房子，哪怕很小，只要能够搬出那个“鬼”地方就行。

袁新芝平时喜欢唱唱跳跳。搬到响塘龙安置点，丈夫依然去广州打工，他嫌当地的工资没有外地高。说先打几年工，等孩子们读完书，再回来。

晚饭后她常常去广场上和人跳舞，感觉自己真正成了一个城里人，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她现在在响塘龙小区的牵手面馆学习培训，结业后可以在那里打工挣钱。让袁新芝高兴的是，小区的基础设施逐渐在完善，她准备组织人，在社区成立一个舞蹈队，晚饭后就不用走远路去其他地方跳舞了。她动员那些搬迁来的妇女们“不要怕笑，要像个城里人一样生活”。

她说她很忙，马上要去面馆培训。话还有半截在嘴边，人就飘到门边，留下一串节奏感很强的“可可”声。

没有乡愁的人是不道德的。

对于易地搬迁的移民来说，那种家园被连根拔起的阵痛感，需要时间来慢慢止痛。祖祖辈辈，他们就生活在山里，大山就是他们的依靠，是他们命运与家族历史的载体，世世代代血脉相连。山上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每一寸土，村子里的鸡鸣狗吠，牛欢马叫，晨霜晓露，晚霞夕阳，深夜星空，小河流水，风吹树叶响……所有这一切，都早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生命的一部分。

六十六岁的杨绪花老人说她们盖上组三百多人全都搬迁到铜仁了。

“盖上”在民间词典里，是“高山”的意思。盖上组在一口刀村属于偏远中的偏远，前些年村民集资修了一条毛公路，平常青壮年都出门打工，家里只留一些老人、小孩，半年难见到一辆车。

“还是搬来好。老家出门就爬坡，有病都找不到车。”老人是第二批搬迁上来的，搬家那天吹大风，家里的破烂房子差点就吹倒了。老人说以前的老房子，一下雨就满屋漏，如今住在崭新的高楼大厦里，条件当然好多了。上半年，她还在给儿子带小孩，后来儿媳妇回来，她就清闲下来了。

“耍不住。”

耍不住，沿河土话，闲得无聊的意思。当然，“耍不住”是因为他们生活环境变化了，但生活习惯还没改变。“耍不住”也体现了他们从乡村人转变为城里人的不适应。对于新家园的归宿感的建立，需要时间来慢慢填补。

老人每天就去街上捡垃圾，主要是捡纸壳、废书废报，“管不了几个钱，一天也就挣个十来块，但是要动起来人才舒服”。

“方便是方便，但这城里头不比在老家，样样都要钱买，喝口水都要钱，压力也不是没有。”老伴朱启志在小区里当保安，一个月有一千八百元的收入。三个儿子都在一个小区住，但他们都在外面打工，过年过节才回来几天。

“听说城里埋个人都要一大笔钱。老了，想归根。”

也许是年纪尚轻，田江英脑子里还没有“落叶归根”的概念。她的乡愁全在“那边”丈夫的身上。

“快过年了，想回去烧纸。”她说老家还有些老亲戚，平常有什么大事小务也不得回去，都是托人带点“人情”，现在一家人搬迁到铜仁，日子比在老家强多了。只是来去一趟费用太高，她舍不得。

四十三岁的田江英是一口刀大坝组的人，八年前丈夫就去世了，她一个人拖带三个儿女，生活的苦难只有她自己知道。那种月黑风高夜、孤独无处叙的艰辛与艰苦，早已被日子摩挲得风平浪静。

她说老家只有三亩土，全是坡坡土，没一块平地，干旱天气，坡上缺地下水，农作物几天烤得枯焦，一把火就能点燃整坡庄稼；一遇洪水，山洪一冲，庄稼便连根拔起，颗粒无收。有一小丘田，可以打三百斤毛谷子。

爱人去世时，她才三十出头，带着三个孩子，实在没办法，就狠着心将孩子留给公公婆婆照看，独自出门打工。后来孩子要上学，她便回家租别人土地，每年收入五千斤玉米，养一头猪，平常就在附近打点零工，供孩子上学。

2018年7月，田江英一家易地搬迁到响塘龙。大女儿朱红去年在温州打工和人结婚，二女儿朱素飞，在碧江区职校读书，儿子朱勇，在铜仁四中读初二。

田江英家住四楼，步梯楼，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八十平米。我们去时，只有孩子朱勇在家。屋子里稍显凌乱，阳台上，行李箱、扫把、水靴、垃圾物混堆在一起，门楣上贴着半新的对联，给冷寂的屋子增加了几分活气。孩子有些腼腆，见了生人，头一直低着，默默地穿着一根根带子。办事处的人说，他在给“宝玉斋”公司穿手链带子，每穿一根有七分钱。

她家是精准扶贫户，每月有一千二百元的低保金。

“这点钱根本不够生活。”田江英说，每个月水电费、电话费、菜食零用，七七八八要一千多元，儿子早餐在外头吃，女儿在学校，每个月要一百二十元餐费，老家人情还在，大事小务还得带“人情”回去。

刚上来时，她想开个裁缝店，她有裁缝手艺，可是需要一万多元购买设备，“到处都贷不到款，没办法。”

田江英的话得到沿河县跨区域移民搬迁工作组响塘龙安置点负责人郭永飞的证实。他说，一口刀村是市委书记陈昌旭的帮扶联系点，目前已经有118户642人搬迁到响塘龙安置点。他们平常的工作就是给这些易地搬迁的移民搞好后续服务，在工作中，他感觉普遍的问题有三点：一是生活支出大，搬迁前后差距大；二是创业贷款难，移民无抵押，银行不放贷款。他举例说，朱爱勇2017年搬迁到灯塔安置点，租门面开了一家烤鱼店，开始生意不太好，想把店面盘下来，扩大搞餐饮，但是缺少资金，办事处工作人员带他去就业局，但是创业贷款（无息）需要工作人员担保，去银行贷款，需要抵押物。无奈，只好放弃创业，外出打工；三是工作就业难，本地企业工资标准比外地低，中青年留不住，去沿海打工，留下来的基本是老人，无技术，无文化，年龄大。

田江英刚开始在十五中当保洁员，一个月只有一千五百元，后来通过办事处协调，争取到公益性岗位，到碧江区环卫队当工人，每个月二千二百元工资，扣除五险一金，还剩一千八百元，加上低保金，全家一个月三千元收入，基本解决家庭所需。

“政府的好心我们都晓得，让我们搬迁来到这里，将来的路该怎么走，关键要靠我们自己。”田江英脸上并没有落寞，她心里明镜似的。刚刚下了班的她脱下橘红色环卫服，洗了脸，在镜子前仔细梳了头，换上保暖皮靴，人顿时精神了许多。

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那种客人进屋的激动和局促显现在圆融融的笑脸上，一会儿去搬凳子，一会儿要去烧开水泡茶。

她负责的卫生区域在烟厂门口，有一公里多，两个人轮岗，一个早班，一个晚班。她说上早班的话，秋天树叶落得多，凌晨三点过就得起床，七点钟要检查，十二点钟下班。特别是暑热天气，温度高，时间长，刚开始很不习惯，一个班上下来，手脚都很酸痛。环卫工作也是体力劳动，但比起做农活，虽然劳动强度不算大，但磨缠人，特别是经常会遇到一些不讲卫生的人，你在前面刚扫过，人家后面“啪”的一下，又丢下一“坨”。你还不能劝阻，话刚出口，侮辱的语言配合夸张的肢体动作就来了，好像自己真如人家说的那样，特别地低人一等，心里那种委屈、心酸，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

感觉这是他人的城市。尽管自己如今也真真切切地算是这个城市的一员了，但是要真正地融入这个城市，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即使在他们内部，时常也会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有的老资格工人，总觉得她是搬迁户，沾了政府很大的光，来到这个本不该属于他们的城市，一种漠视和支使心理常常伴生。

有一次，因为下大雨，田江英负责的路段垃圾没有来得及处理，结果被罚了五十元款，让她心里梗了好几天。“不公平。总觉得我们是农村来的，其他人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对我们特别严。”田江英还是习惯将自己表述成农村人，以示和城里人的区别。闲暇时上街，看见别人三五成群地跳舞，她有时也会看稀奇一样远远地站在旁边看，感觉那些歌啊舞啊离自己好远，觉得人家城里人就是会生活。只是偶尔从河边飘过来的那些练习龙舟的敲鼓声会吸引她好一阵子，那些熟悉的节奏与鼓点，轻轻地敲打出了老家的滋味。

夜深了，她也偶尔会想，要是自家男人还在，一家子住在这城市里，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啊！记得当初搬家时，她特意跑到丈夫的坟头去和“他”告别。她说，你把我带到这里，却一个人走了，我们现在要搬迁了，你要好好保佑孩子们啊！

那一天，她的内心一直有一股大风在吹，吹过了她和丈夫半辈子的江湖。

她用镰刀割去坟头的乱草，给塌陷的地方培了土。点上纸钱和香烛，看着眼前飞扬起的香烟纸灰，一种离别的忧伤感涌上心头，鼻子一酸，眼泪就无声地淌下来了。

转身时，故乡已被连根拔起。崇山莽莽，锅盖似的苍穹下，她孤寂的身影渐渐变小变模糊，最后融入那一片苍茫之中……

我最初看见“一口刀石大碗饭庄”时，闹了一个小小的误会。我是个喜欢对文字较真的人，我们这个城市时常出现一些错别字，比如我在街头的公交站台看见这样的标语“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作，预防疾病传播”，让我觉得我们的文化普及任重而道远。我也会很尴尬和难过。我不知道自己到底难过什么？就是难过，心里堵。就是尴尬。

这一回，我是为自己感到尴尬。人家说，取名“石大碗饭庄”，体现的正是土家文化。我恍然大悟。

在我们土家族饮食风俗中，一般是不会上十道菜的，要么八大碗，九大碗，要么十二大碗。因为“十”和“石”谐音，土家族人喂猪都用石槽，俗称“猪槽”，如果哪家人办事务或者请客，桌面上出现十碗菜，就是对客人的大不敬，会闹得不欢而散的。

土家族传统饮食以汤菜为主，被称为“水席”，就是除了“扣肉”等少数几道菜，其余全是汤菜，用褐黑的土大碗盛了，满满地摆一四方桌。热气腾腾，香味扑鼻。桌子上大碗喝酒，大声武气地劝酒吃肉，土家人豪爽大气好客热情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方山水养一方性格。有一首《土家汉子》歌曲，就是这样唱的：“土家的汉子脚板宽，踏矮高山路，踩碎大河滩；土家的汉子肩膀宽，上山挑重担，下河能拉纤，扁担闪悠悠，纤绳悠悠闪，汗水似山泉；土家的汉子嘴角宽，喝酒用大碗，说话不转弯，誓言如铁打，喜怒挂腮边。”

“我用‘石’而不用‘十’来给山庄取名，正是要体现我们的土家族文化。”四十六岁的肖登强谈起自己的饭庄，颇有些懂文化的意味。他说，现代人被都市文化浸淫太深，都有种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一方面他们要在大自然中去寻找田园牧歌，一方面他们吃惯了海鲜山珍，要在传统饮食中去品尝乡愁。他的饭庄就是抓住人们的消费心理需求应运而生的。

初中文化的肖登强在当地算个能人。他家住一口刀凉桥组。2017年易地搬迁到响塘龙的，一家五口人，三个孩子，一个已经大学毕业，两个在读大学。搬迁之前，他一直在跑乡村客运。搬迁对他而言，不是因为贫困，而是身份与机遇的改变。

凉桥在一口刀村十一个小组里面，应该算是条件“最好”的，处在麻阳河保护区境内，官石（官舟至石界）公路擦境而过。“寨子就在山沟底下，看到半山的汽车在公路上跑，人要爬老大一半天。”凉桥在没有通公路以前，交通十分不便，土地特别少，每家只有一两亩好土，没有田，一年四季吃包谷饭。有村民形容“吃顿大米饭当过年”，全组二十几户，几乎青壮年全部外出务工，留下些老人孩子在家。遇到丧事，连抬棺材的人都找不到，于是就约定俗成一条“规矩”：凡是寨上有白事，无论是谁，每家必须有人回来帮忙，男的抬丧，女的煮饭。忙完了又赶紧往外跑。要是寨上一年遇上两三回白事，加上春节，则要来来去去四五回，耽误工期影响收入不说，人也累得够呛。但是谁都免不了有那么一天，再难也得往回赶啊。

易地移民搬迁政策出台后，凉桥村民陆陆续续已经搬出了一大半。肖登强把客车股份转让给了别人，他想的是，既然现在搬家了，就得在这个城市谋个“事业”。于是他和几个老乡一合计，决定开一个土家饭庄。几个人凑了三十多万元，在碧江区上龙田村井坎组的桐兴大道边租了一处院落，正儿八经地开起了饭庄。以每个月六千元聘请了一位专烧土家菜的大师傅，另外聘请了七名工人，全是移民搬迁户，每月三千元工资，提供吃住。“邓文三、田书梅、安孝荣、吴晓英、田晓云、滚西银、朱长花。”肖登强的妻子田国霞翻出记事本，上面不仅记着几名工人的名字，还有上个月发放的工资数。

“都是乡里乡亲的，怎么忍心不帮一把嘛！”肖登强说经营饭庄开始两个月都是亏本，一则是熟悉的人不多，客源少，二是处于摸索阶段，很多地方还在逐渐改进，从去年10月份开始，就有一点盈利。但是不管亏盈，工人工资都是按月足额发放给他们的。

肖登强的“一口刀石大碗饭庄”，处处都打上了一口刀的烙印。背桶、犁铧、蓑衣、石磨、弯刀……原始古朴，原汁原味，仿若凝固的乡愁。

几间包房的名称分别叫做“麻阳河、朱家洞、天生桥”等等，墙壁上也是独具特色的土家文化：“什么叫石大碗——猪的用餐工具”、“八十岁老奶奶所喂的猪叫十六块扣肉”、“一口刀的土质所产的黄豆叫六十天不下雨的黄金豆”、“一口刀的小天锅酒喝了不上头真让人回味”……

在“一口刀石大碗饭庄”，大棚种植的蔬菜和饲料喂养的畜禽是被拒绝的。所有食材几乎都从老家拉来，保持着原始的天然性和传统性，比如，干豇豆、黄花、红苕粉、黄豆，牛肉、猪肉，等等。肖登强说，种蔬菜的话反季节蔬菜最赚钱，相同的道理，“一口刀石大碗饭庄”除了土家饮食文化之外，它的核心还有原材料的纯粹性。这在现代人的消费理念中，可是占足了先机。为此，他特地从一口刀拉来石磨，改装后安上电动机代替手工磨浆，制作的土家浑浆豆腐别具意味。

肖登强在老家还有一栋“豪华”楼房，他说目前还舍不得拆迁。凉桥是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个核心景点，不仅有朱家洞、暗溪河、天生凉桥，也是典型的保存完好的土家山寨，吊脚楼，石阶阳，黑瓦脊，红板壁。特别是朱家洞，内藏十八洞天，古人曾有文字描述：“四面绝壁，天生桥榭，曲径通幽，怪石嶙峋，如天造地设。内有十八洞天，一门一景，各有佳趣。曲折而入，可历十数重门，明暗各异，暗溪伏流其中，水声怒吼若万马奔腾，惊人欲绝。”

“发展旅游是个大趋势，将来麻阳河旅游肯定会火起来的，那时再回去开一个土家山庄，也算是一种远景规划吧。——再说，祖坟还在那边。”

著名作家周晓枫有一段关于迁徙的描写：“走，背井离乡，带着捆绑的条箱，带着跋山涉水的鞋，带着五味杂陈的盐罐，他们走……有人搬家的时候，带走了锅碗瓢盆，也挖走祖坟旁的一棵小树，以及它密集根系里像手指一样握牢的土。长辈的骨灰，早已溶解在土壤里。”（《有如候鸟》）

一口刀人下山了。

短时间内，也许他们依旧摆脱不了候鸟的命运，但是新的城市家园给予了他们新的希望和起点。在这个新起点上，他们会成为幸福的候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