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种手势都有一个秘密
——读句芒云路中篇小说《手语》
麻启健
不得不承认,读句芒云路的小说是一件很伤脑细胞的事。但也不得不承认,她的小说很耐看。
大多数小说都是在讲故事,读者看一遍就能把故事记住并多次回想,那么这篇小说无疑是成功的。就我读过的句芒云路的小说而言,她或许不是讲故事的高手,但无疑喜欢编故事。在她小说里看不到多少中西方文学大师们的影子,也很难在我们现实生活里找到对应的人和事,她对文字的使用非常感性,感性地建造她内心的“境”,追求一种像诗一样地把故事讲出来的效果,搞得有时候你读她的小说,都对她产生一种“怨气”。潜不下心,静不下神,你就不能很好地进入她的“境”,即使身临其境了脑子也容易断片。她在小说里隐藏着很多东西,明的,暗的,很少会提醒或暗示你,甚至你都怀疑她自己到底知不知道那些隐喻的存在。我读句芒云路的小说时,心里都是有怨气的,往往读完后又感觉丢了什么东西,还得回头再读一次,想弄明白她在诗意幽美的语言后面隐隐叙说的东西。不过,这的确也是她作品的魅力所在之处。
不久前读到她发表于《民族文学》杂志2017年第11期的中篇小说《手语》,感觉她不管是在编故事、讲故事还是造境等方面,都再次突破了以往的自己。而且可以看出,她这是厚积薄发而不是全力一击,相信她以后肯定会继续上升并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
从结构上看,《手语》这篇小说像一串农家人编的辣椒串,紧凑而不杂乱,采用第二人称叙述的“你”,就像辣椒串里的那根草绳,虽然从头到尾都在,但却隐隐约约,可有可无。刚开始时我以为“你”是主角,但却没看到对主角有任何交代,而是空降式地直接进入故事主线,很飘,很模糊,甚至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都没办法知道是男是女。当时还以为是句芒云路的粗心,后来才知道她是有意淡化处理这个所谓的“主角”。她以第二视角讲述故事,主角就是读者自己,只有主角身份背景的空白,读者才能更好地把自己移植进去而不产生违和感。
读《手语》就像看VR电影,不仅是立体的,还是沉浸式的。西南山区的小城,热情的拉客师傅,肉沫哨子锅巴粉,清幽雅致的手语店,静如幽兰的藏青色棉布裙的哑巴小姑娘,洗青菜煮社饭的老人,瞬间将你转移到她所创制的苗疆边地。随着叙述的推进,你会一路收获惊喜,感觉将去往的是一条你从没去过的探险路线。习惯了各种被套路,不得不感动于《手语》的细腻、良心和实诚。
作为一个纯文学作家,他的读者往往都是很挑剔的。就像一个在台上表演的魔术师,当台下的观众不是普通观众而同样是一群磨术师时,那会怎么样?而作为身居边地的少数民族作家,虽然坐拥民族和地域的文化宝库,但在各种文化大交流、大碰撞的当下,想让文本保持对民族地域文化的纯净和深度表达,是必须具有厚积溥发的沉淀与独到的艺术表现的。小说写得太“民族”,太“地域”,太晦涩难懂,读者都很难产生代入感。
在《手语》里,能感受到为了让读者始终保持沉浸式体验,句芒云路是煞费苦心的。除了题记里面提到苗族巫辞外,你在全篇看不到一个“苗”字,你甚至也看不出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手语》里有一句“多年的采风经验告诉你,有意思的东西往往是在不经意间冒出来的……”其实这句话用来形容《手语》是再好不过的,《手语》里的很多闪光点也是在不经意间就出现了,就像你在小县城一巷子里的某个现代化咖啡馆里喝完咖啡,出门刚拐了一个弯,就看到一个身穿青色简衣的苗族老奶奶,靠墙坐在小木凳专心致志地做着刺绣一样。于是,你在文本的行走中,就会不由自主地追随着、期待着这些闪光点不断出现。
《手语》里的闪光点似乎并不是来自于作者的灵感,灵感是灵光乍现的东西,没有谁舍得在一篇小说里如此挥霍自己的灵感。这些闪光点应该是来自句芒云路根植于苗族地区的生活经验,和对苗族文化的热爱与执着。一些在苗族地区随处可见的东西被她随手拈来,稍加打磨后便成了她点缀作品的最美丽宝石。一个没有从小就被苗族文化熏陶着长大的作家,是写不出《手语》这样的故事出来的。同样,如缺乏对苗族地区和苗族文化的了解,对《手语》这样的故事和其中人物的理解,可能也只能滞留在小说艺术层面。
阅读《手语》的过程,可以说即是对“手语”的寻找和解密过程。而在寻找和解密的过程中,我们同时阅读到的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其中包含爱情、亲情、民族情、兄弟情等等。作为文眼的“手语”,在普遍意义上是祭司们——即苗族巴狄雄口耳相传的手诀,是“在做法事的时候,与天地神灵进行沟通交流的一种语言”,但用意是推出吴如河法师用手捂住半边脸,做的一个似是而非的“手语”。它们像无数个谜面,但共同指向一个正确的谜底;也像一个谜面,有无数个正确的谜底。围绕“手语”这一核心意象,小说在故事的推进中让人物对“手语”作出不同的理解,而这些不同的理解又反过来推进了故事发展。比如作为师兄的唐求福在吴如河死后,对“手语”的理解是:“如河师弟喊你把他蒙着脸的样子雕下来,恐怕是想告诉后人,他蒙受了不白之冤,他死不瞑目,他一定要睁大眼睛看看,那些害他死的人最终会落得个什么下场!”这样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吴如河妻子美镯的精神痛苦,以及后来实施了诡秘的“报复”。美镯对丈夫“手语”的理解显得幽怨和迷离,开始是“像传说里身死心存用心脏唱歌的情郎抚摸他恋人的动作”,临刑前是“世上的事情太复杂险恶了,做人最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作为女儿的黛玛,先后的几种理解则似乎较为理性和趋近真实答案些:开始是,“我亲爱的敬爱的父亲凝固在画板上,似乎想大骂,又似乎想大哭,他捂在脸上的右手好像在给右眼擦眼泪,却把微笑着的左眼留给了我和母亲”;后来是,“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要进入某种电脑程序或系统前,必须输入的密码?又或说,祭师们通过自我调频,接受了某种看不见的电波?如果那个世界真的存在,您父亲他们凭借这些就能实现沟通交流,那就不是神秘,而是神奇了”;之后是,“作为一名祭师,面对这个给他无数欢喜也给他无数伤害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自以为是的人们,他一点都不生他们的气。他让自己的脸一半隐于黑暗,一半呈于光明,一半清醒一半迷离地享受着那一刻美好,只想传达或掩盖他内心的忧虑,以及深切的怜爱”;最后是,“她听到了父亲用手说出的话语:不哭,孩子!我就在你身边。我爱你们。你看!我的一只眼睛在这个世界闭上了,但我的另一只眼睛会一直在另外一个世界睁开着,看着你们”。在作者的精心安排和剥洋葱式的叙说里,故事的神秘性和民族文化的召唤力、感染力都不断增强,“手语”便具有了一种美学的乃至是哲学上的意义。这些,让我们感叹于一个80后的文弱小女子,为什么会自觉肩负起为本民族文化书写和发声的责任,在文学的创作上精雕细琢、尽心竭力。
窃以为,《手语》里的“你”就是句芒云路自己。只是文中的“你”是对一种文化的寻找和好奇,而真实的句芒云路却是对一种文化的坚守。她经常驱车上百里跑到山里去,就为了拜访某位从未谋面的巴狄雄。句芒云路对巴狄雄文化是爱戴的,这在她之前的一些作品里都有所描写和体现。如果说之前的作品,巴狄雄的存在只是配角并点到为止的话,《手语》则将巴狄雄作为主角进行了深情地抒写,并表达出对包含苗族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日渐式微的一种焦虑,她似乎急切地想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苗族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巴狄雄文化以及巴狄雄那个群体。她在《手语》里借唐求福师傅之口说,“当时我也是这样认为,想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不准什么时候人们的看法又变了呢?……只是,现在看来更加糟糕,我们这一代做祭师的,好多都成了光杆司令,现在的年轻人,没几个人愿意拜师习艺……他们甚至不愿意教孩子讲我们本地方的话!依我看,当年我师弟他,怕是白死啦…”从这话中不难体会到,她对本土文化坚守背后的悲凉。的确,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物欲社会,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陷入各种各样的焦虑,很难再有太多的精力去关心生活以外的东西。大浪淘沙,她在坚守的同时又在质疑,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民间文化,到底还能经受得住多少冲击和折腾。
《手语》中的吴如河师傅说,“你们这些狗屁不通的东西!我有哪样罪?我是谋财了还是害命了?我们老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宝贝,你们凭什么糟蹋它,你们就是把我整死,我也不认罪。”倔强的吴如河不识时务,在大势所趋的面前一条道走到黑的形象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与其说是描写吴如河,不如说是句芒云路本人对于那些狭隘对待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回击。在现实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凭个人主观意识来给一些事物贴上标签。特别是当这些人手握话语权的时候,对被他贴上标签的文化来说便是灾难性的。当下,作家是生活得比较压抑的人群,他们是一群有思想但却不能有思想地活着的人,然后便往往借自己的笔下人物来作出呐喊、回击和宣泄。在《手语》里,句芒云路也站在人物背后,发出了自己的心声:对于真正的巴狄雄来说,他们从来不是装神弄鬼的害人者,而是身披袈裟的救人者,他们传承先师和先祖赋予的使命,怀揣慈悲之心尽力救赎着族人和世人。通过《手语》,我们或可些微体察到作者的判断和追问:在民族民间,对那些传承千百年的传统文化,为什么往往被有些人不假思索、颐指气使地进行极其狭隘的判断?他们一叶障目,甚至没有对这些文化现象背后的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了解,便一拍脑袋说,这些都是迷信、邪术和愚昧。而要到什么时候,人们才能愿意俯下身子贴近它们,触摸到所谓“迷信”和“唯心”的外壳下包裹的“科学”和“唯物”,体悟到其中蕴含的精神内核和人文关怀?
句芒云路从小在民族村寨长大,喜欢民族文化并多年在基层民族文化部门工作,或许正因为多种身份的交叠和多种文化心理的交叉感染,让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有种不安份。从她的小说中,总能看到一些尝试、一些融合在里面。她站在少数民族文化阵营里,却又伸出手不断地试探阵营以外的东西,像一个孩子隔着栅栏和一头狮子相处、对话。不无遗憾的是,虽然句芳云路在用心用情地编故事,但由于在讲故事方面还欠缺功力和技巧,更因为思想的拘囿,使得小说整体给人以设计之感,缺乏一种震聩人心的力量,这可能也是这篇小说在发表后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引起评论和关注的原因之一。
在小说的开始部分,句芒云路给“手语”店创制了一张黛青色的名片,“正面是一些联系方式,背面是一行娟秀的行楷:每一种手势都有一个秘密。每一钵多肉都是一个精灵。”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就像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一个精灵,而《手语》作为一篇民族文学意义上的佳作,本身也是打给我们的一个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