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有疾,心无恙
万修琴
走上工作岗位已十二年,当我再一次走进那片养育过我的土地,那里炊烟袅袅、鸟儿啾啾、鸡犬追逐。那里的生活条件和质量有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改变,乡亲们的面孔依然如草木般亲切,乡亲们的品格依然如草木般朴实倔强。即便是那些身有残疾的人,他们在物质上相对匮乏,精神上却是富有的。在近两年的帮扶过程中,我只给予他们极少的物质帮助,他们给予我的却是精神上的感染和感动。
杨泽树:失去平衡的远方
中午十一点过,窗外的太阳明晃晃的,温度已上升到32度。手机天气界面上呈蔚蓝色,有白白的云朵飘过,如果忽略最大数字38,如此洁净的蓝天白云真让人陶醉。突然的电话铃声把我从恍惚中惊醒过来。杨泽树这三个字跳跃在手机屏幕上。
杨泽树是我缠溪镇枫香坪村帮扶户的儿子,我帮扶他家半年了。他上个星期打过一次电话给我,说他想到县里民政局来反映他的低保被取消一事,他还问我他这样反映事情会不会对我的工作造成不好的影响。我告诉他没有影响,但希望他给我一点时间,我帮他争取低保金。
杨泽树是一个独腿人。2017年元旦刚过,我接到帮扶他家的任务。在帮扶名单上只有他的父亲和母亲的名字,却没有他的名字,问及原因是因为他和父母分户了。记得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两个耄耋老人坐在灶头前火坑边的草凳上,火坑里有一棵树脑壳,一头保持着树根的张牙舞爪,一头冒着缕缕青烟燃成了红红的炭火。灶房用木板拦着,微微光亮便随着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火炕上面吊着的两截腊肉被生活的烟火熏得黝黑。灶房里的色彩和两位老人相得益彰,一片灰暗和静寂,只有偶尔的咳嗽声能惊醒一下时光。
说明情况后,两位老人对我的到来表示出了热情和欢迎。当问及家庭成员时,才得知两位老人和独腿儿子杨泽树生活在一起。老母亲缓慢地站起来,踱步到门口,一手扶着门框,一手指向对门的土台,看嘛,在那里栽菜秧呢。
仔细看去,绿油油的菜地里,有一个细小的身影蹲着,一动不动地,像小孩拔萝卜般用力,却又小心翼翼。山坡上,那片平整翠绿的菜地在冬天灰暗的景象里,充满生机。独腿人的菜地就在这块菜地的另一头。他的菜地里没有翠绿的白菜,也没有杂乱的野草,干干净净的,裸露出泥土的灰黄,硬硬的。
我沿着弯曲狭窄如盲肠般的小路,走到杨泽树的土里。只见他蹲在那里,一小块一小块地把泥土分裂开。手中的锄头挥动了百十下,前面的硬泥依然那么多。老半天了,他放下锄头,双手趴在硬泥上,支撑着瘦小的身子往前挪一步,蹲稳当了,继续挥动手中的锄头。这块不足十平米的硬土虽被他踩在脚下,但他和他的小锄头显得实在渺小。
我说:“我去你家拿把大锄头来帮帮你。”
他不同意,说“你帮扶我家的时候有你帮我干活,以后没人帮扶我家了我还不是要自己干活。”
杨泽树不厌其烦地挖了大半天,这块泥土总算细碎了。我帮他取出菜秧,并一颗一颗栽下。栽好的菜秧,横看成行,竖看成列,他很是满意!他看了看别人家葱绿的菜地,他说希望自己栽下的纤细的菜秧不被冻死才好。
傍边菜地里叫青口白的菜长着长长的菜梗、皱巴巴的绿叶子顶着几颗晶莹的露珠,一层一层的包裹着,抱成一团,直直的站在泥土里迎着寒风生长。
“你羡慕不羡慕别人家大颗大颗的直直的青口白菜?”我问。
“这有哪样好羡慕的,就因为别人的左腿比我好,就什么都好,从十三岁那年起,我就承认自己是残疾人了,这是命。”他淡淡地回答到。
我背着背篼,拿着锄头,走在他后面,我们一起回家。正常人几分钟就能到家的路,他却需要花上多几倍的时间。只见他左手稳着一条小板凳一步一步向前挪动。特别是爬坡下坎的地方,每一步都走得艰难而费劲。
在回家的路上他给我讲了他十三岁那年发生的事情。他说他的十三岁是一道坎,他没有跨过去,十三岁更像一座山峰,他从山顶跌入了深渊。十三岁以前,他光着脚到树林里砍柴,肩膀上扛的柴永远比别的小娃多。背着木桶到岩下河里背水,别的小娃跑得快,他比那些小娃跑得还快。他也背着书包一蹦一跳地去上学,成绩是村里所有读书娃中最好的。村子里所有小娃能干的活,他都能做,而且做得更好,这一切都在十三岁那年嘎然而止。他左大腿上长了一个疮,为了和一般的疮区别开来,他转过身子来,举着拳头对我说那疮有他的手锤子那么大,整条腿疼得无法站立。他只能休学在家,父母给他敷一些山上采来的草药。大山里,这些草药敷好了很多人的疮,唯独在他这里行不通,而且越敷越肿得厉害。最后肌肉里像埋了个灯泡,大腿红肿得透亮。
父母带他到县医院医治,医院要求交130元钱才能动手术,那时太穷,父母实在交不起这笔钱。又听人说岩上村有人会割疮,无奈之下,父母带他去找那个土医生。原本二三十里的山路,父母架着他走了一天才到。闪闪烁烁的煤油灯下,那个四十多岁的土医生和他的父母要把他绑在一条长木凳上,他一点也没反抗。捆绑意味着失去自由或犯罪,在他这里捆绑是解救。实在太乏了,也顾不上手脚和肚子上绑着的牵牛绳,睡着了。
他说他是被痛醒的,醒来时如豆的煤油灯忽明忽暗的闪烁着,他只看到木板壁上的影子如魔鬼般张牙舞爪,继而昏过去了。
我猜想,趁他睡着了,土医生肯定迅速取出白棉布包着的小铁刀,那把小铁刀细长细长的。太久没有用过,都有些锈了。手术刀的主人把刀拿到屋檐下的磨刀石上,唰唰两下,刀口磨得铮亮,在微弱的煤油灯下散发出冰冷的亮光。土医生猛灌了一口烧酒,噗的一声喷在小铁刀上,趁着那口包谷烧酒还在喉咙里火烧火燎的时候,一刀下去。睡梦中,他正高兴的奔跑着。土医生的小铁刀刺进他大腿的瞬间,惊叫和腐烂的渍水脓血一起迸发出来。小时候我看到过寨上的姨婆给人割疮,那场景至今想起来都让人后怕。
第二天一早醒来,父母感恩戴德地付了土医生12元的手术费,又架着他回家了。一路上,父母的心情很是愉悦,他也高兴,大腿上的伤口也不那么痛了!12元和130元相比,他们真是捡了个大便宜。父母甚至说等他腿好了,过年的时候一定要买几斤烧酒去给那位土医生拜年。回到家,在床上躺了半月,左大腿上的疮焉了,伤口也在慢慢愈合,只是左腿不能伸直。后来,大腿上的疮口痊愈了,腿不但伸不直,还干枯了!那以后,他只去过一次县城,因为要办残疾证。到集镇的次数也少得可怜,一次是去办二代身份证,一次是去照卡片照。
他不疾不徐地讲完自己的故事,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我感觉他的遭遇像这个冬天一样寒冷。当眼泪从我的眼角流出的时候,我能确定这不是因为冬天的寒风扫过而是因为他的不幸。
三十年后,个子依然如十三岁,单薄瘦小的他稳着不离身的小板凳在我前面挪步。偶尔停下来,说起十三岁那年的事,语气平缓,露着两颗龅牙的表情波澜不惊,深陷的双眼无比忧郁地望着对面的家。他说他不怨父母穷、不怨那时没有医保,也不怨那个土医生草菅人命,只怨自己的命不好。
电话铃声依然响着,我才想起要接杨泽树的电话。他在电话那边说他来印江了,现在在民政局门口。这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我叫他不要乱走,马上过去。他汗流浃背的蹲在民政局门口的一棵树下,茫然无助地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一见着我他就说他是来反映低保被取消一事的。我感到无比惭愧,我答应帮他争取低保的,可镇里民政办给我的答复是低保6月份才调整,7月份上账,要下个季度末才能调整,我计划等到9月上旬再去镇里对接。我扶他到最近的一家餐馆吃了午饭。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印江太大了,好多高楼,和他小时候记忆中的印江一点也不一样。饭后我邀请他到我家里坐坐,他说他怕爬楼梯,希望马上回家。于是帮他找了辆出租车,让出租司机送他回家。
后来去他家走访时候给他家送去过爱人穿过的旧衣服,过节的时候给他家送去过米和油,也试图送去很少的几百元钱。送去的旧衣服、米和油他都欣然接受,只是钱他怎么也没有收,拿给他的父母他也不许父母接。
他说:“你上有老下有小也不容易。”
他还说:“虽然我残疾,但我也不能等靠要,自己要尽量自食其力,我争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是有原因的。前些年父母身体好,他们帮我砍些毛竹回来,我一天没事的时候就坐在堂屋里把毛竹划成篾条,编撮箕、簸箕、筲箕、箩筐,然后父母挑到集上去买,每月也能挣三两百的零用钱。只是父母现在老了,老眼昏花的,行动也不便,不能帮我砍竹子。我自己砍不来毛竹,再说编好了也不能卖出去,也就没收入了。”
我鼓励他继续编下去,销售我可以想办法。
他问:“你能帮我挑到街上去卖?”
我自信地回答道:“我可以在微信上帮你打广告。”
后来确实在微信上帮他宣传过几次,朋友们都说我搞错销售对象了,不干农活谁还用那些东西。我翻出淘宝上一些精致的竹编工艺品图片给他看,希望他把竹编由粗犷型转变为小巧精致型,他说他做不来。眼见着他的手艺就这样荒废,我却无能为力。
九月份,通过重新调整,他如愿领到了低保金,每月的低保金和残疾补助金419元。
在后来的走访中我动员他去镇上的养老院,他坚决不同意,说两个哥哥常年在外打工,父母都快八十岁的高龄了,他不放心。
“你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还怎么照顾老人家?”我问。
“我可以给父母煮饭,洗衣,陪他们说说话。”他肯定地回答。
2018年通过危改后,他家的房屋重新装上的新木板,并刷上了油漆。房前屋后也硬化了。他每天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还评上了“卫生之家”,拿到了村里爱心超市的奖品。
上个月他的父亲因脑梗住院了,我借了500元钱给他,父亲一出院,他就把钱还给我,说住院费一共七千多,报销后,自己才花了几百元钱。
“当初要是有医保,你的腿也不至于这样。
“那是我的命,不过现在国家政策真的好,政府让我吃穿不愁,住房医疗有保障,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万小妹。”他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这句感谢是发自肺腑的,让人感动。
我也向杨泽树说了声谢谢!
代永芬:收藏声音的人
她不是我帮扶联系的贫困户,在缠溪镇枫香坪村我帮扶她的哥哥杨德安家,由于她的哥哥嫂嫂长年在外务工,每次去村里我都去她家。
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在厨房里煮饭。这个身材匀称的女人,上身穿着洗得泛白了的红色长棉衣,下身穿着黑色紧身棉裤,套着一双棕色休闲短靴。这一身有明显乡土气息的穿着打扮显然不是最时髦的,也不是最差的。脑后深蓝色的发套很好的将头发兜住,从侧面看上去整个人干净整齐。她正在切土豆丝,一小撮刘海在额前随着手中菜刀的起落而晃动。瘦瘦的瓜子脸,皮肤偏黑。猛一抬头,看见我正看着她,浅浅一笑,算是打招呼。然后低着头继续专心而熟练地切土豆丝,她切的土豆丝特别匀称,都是一般细。
我说我来帮你吧!她没有理我,依然专心切菜。我走进厨房,她特别紧张的放下菜刀,嘴里发出怪声,迅速用胸前的围裙擦干手后把我推出厨房,指着外面的凳子。原来,她是一个聋哑人。
吃饭的时候,我们偶尔对视一下,她都是浅浅一笑。我、她、她读二年级的女儿,我们三个和谐却又拘谨地吃着饭。她很斯文,缓慢从容地夹着饭菜送往嘴里。在她面前,我生怕自己的吃相太难看,刻意细嚼慢咽。她的女儿有些紧张,吃得小心翼翼。三个人的饭桌如同她的世界一样安静。
女人打交道,都喜欢夸对方的穿着、孩子、厨艺,这样瞬间就能卸下女人特有的防备心理。我想,和她打交道更应如此,在她无声的世界,特别需要别人的肯定。我指着饭桌上冒着热气的土豆丝,伸出大拇指。她羞涩地微笑着摇头。为了表示我说的是实话,我夹了几颗土豆丝送到嘴里,边吃边再次给她竖大拇指,她开怀地笑了。我又指着她的女儿竖大拇指,这次她只是勉强一笑。
饭中,我想和她说说话,只是不知道该怎么交流下去。她也是想和我说点什么的。她突然放下碗筷,伸出两个手指,然后指指面前的女儿,又指指窗外。意思是她有两个女儿,我会心一笑,她也笑了。她还给我比划了好多手势,我一个都没看懂。见我总是紧锁眉头,她又耐心地重复比划,嘴里还发出了咿咿呀呀的声音。我一直迷惑地看着她,并没有笑着点头,她像泄了气的皮球,收起了刚才的手舞足蹈,重新拿起碗筷,继续吃饭。想说的话说不出来,她的脸逼得通红的。看不懂她的手势,不知道她想表达什么,我也着急。
我把目光转向她的女儿,这个读二年级的小女孩已习惯在母亲面前保持沉默。她有些腼腆,更有些自卑,我看她的时候,她把头埋得更低了。为了减少陌生感,我告诉她的女儿只比她小一岁,在读一年级,喜欢芭比娃娃,喜欢跳舞。慢慢的,小女孩不那么害羞了,才告诉我她也喜欢芭比娃娃,不喜欢跳舞,只喜欢唱歌。当我要求她唱一首她最喜欢的歌时,她摇摇头、浅浅一笑,这浅浅一笑像极了她的母亲。我和小女孩的对话断断续续进行着,总是我问她答。当我问起她的爸爸时,本来有些笑容的小脸突然灰暗下来,头低得更厉害了,就在右手拿着筷子往嘴里送米饭时,如同蚊虫般小声地说出三个字“他死了”。这三个字像一阵彻骨的寒风掠过,让人不寒而栗。
在后来的多次走访中,从邻居的口中我知道她的名字叫代永芬,也知道了她丈夫的死因。
她的丈夫死两年了。生前醺酒成瘾,特别是赶场天,到街上喝杯杯酒,从街这头喝到街那头,喝得烂醉如泥,死人般倒在回家的路上。天快黑的时候,她准能在集镇到家的路上找到摊睡在路边的那个人,然后扶着或背着他回家。睡两三天后醒来,继续找酒喝,没酒就拿她出气,对她拳打脚踢,她受不了,背着背篓扛着锄头到地里干活去。他就拿两个女儿出气,用烟头烫女儿的脸,用板凳脚打女儿,用空酒瓶砸女儿,给大女儿额头上留下一条长长的疤痕。这些有关她丈夫的事是村里的老人告诉我的,我听得头皮发麻。遇到这样的丈夫,真是有苦难言。
她一个人养育两个女儿确实太难,她还年轻,应该再找一个人组成一个新家,帮她抚养两个女儿长大。可村里的老人告诉我,村里有好几个人给她说媒,她都把媒人送来的礼品退回去了。
我去走访的时候没见到过代永芬的大女儿,因为她在学校住校。倒是经常碰到她的小女儿杨芯,哑巴不在家,我就给杨芯辅导辅导作业,渐渐的她和我说的话多起来。
“你觉得你妈妈怎样?” 我问杨芯。
“我妈除了聋哑,什么都好!”杨芯抬起头看着我,毫不思索地回答。
“别人嘲笑过你吗?”
“嘲笑过。”
“别人嘲笑你的妈妈是聋哑人时,你是不是特别生气?也特别讨厌有一个这样的妈妈?”
“不,我什么都不说,自己走开不就什么都听不见了嘛。”说完还朝我顽皮地眨眨眼睛。
“你想不想你爸爸?”
“想,想的时候就看看墙上的照片。”杨芯看着墙上爸爸有些发黄了的照片回答。
这孩子懂事得让人想哭。
紧接着好几次走访都没见着代永芬了。有一天我坐在饭桌边看她女儿做作业,她回来了,看见我,她依然浅浅一笑,算是打招呼了。一开始我们并没有说话,只是都看着女儿做作业。突然她给我比划了镰刀、割草的动作,还在桌子上写了2000这个数字。杨芯说妈妈的意思是她最近在帮村里养牛场割草,挣了2000块钱。我什么也没说,只给她竖起大拇指。
我给她的女儿送去过几本儿童课外阅读书,她甚是高兴。她指着她的小女儿竖大拇指,又指着我竖大拇指,然后做出挑、背的动作向她女儿摆手。
我问杨芯:“妈妈比划的是什么意思?”。
杨芯说:“妈妈叫我好好读书,将来像嬢嬢你一样有份工作,不要像她一样干农活。”
我也鼓励杨芯说:“对,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有文化就不会受苦。”
因为我没有帮扶代永芬家,只知道她家2017年享受了四改一化一维,木房内外焕然一新。厨房、卫生间功能齐全,都贴上了白白亮亮的瓷砖。房前屋后也硬化了。她把屋内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家里虽然没有多少电器,却给人清爽和温馨的感觉。我到村委会查资料,了解到代永芬家享受低保,两个女儿上学有教育资助。
代永芬的名字在2018年的脱贫户里,2018年的脱贫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必须达到3535元的标准才能脱贫。她家三个人,我在纸上给她写了10605这个数字,她笑着点点头。她给我看一个女儿用过的数学练习本,本子里歪歪斜斜记了好多数字,有十几的,几十的,更有几百上千的。这是她平时卖菜,农忙结束后在村内帮人挑砂浆,在大棚蔬菜基地里干活,在养牛场割草挣到的钱。除了农闲时打零工,她还养了两头猪,政府补助了1200元用于购买猪娃。过年的时候留一点肉过年外,其余的买掉也能收入4000元左右,对她来说10605这个标准根本没有难度。
她的世界无声胜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