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喜

大 喜

杨正治

一

早就想到松桃天龙湖去走走看看了，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

我对天龙湖感兴趣，缘于一个故事。准确地说，是因为故事的主人公。

故事是作家老龚讲给我听的。说是在松桃自治县天龙湖畔的团山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有一个人叫刘大喜，他家一共三兄弟，他最小。他家原住九江乡小桂寅村（现已更名为九江街道小桂寅社区），那里山高路远，交通闭塞，自然条件恶劣。他们三兄弟常年在外打工不敢回家，原因是家里只有两间破旧的木房，大家一回来，睡觉就成了大问题。有一年，刘大喜恋爱了，女孩叫陈国芳，是在广州打工时认识的一个四川姑娘。陈国芳的姐姐不放心妹妹远嫁贵州，便陪妹妹长途跋涉来到刘大喜家里。当看到刘大喜家那破旧的木房时，姐姐顿时就哭了起来。于是，她坚决反对妹妹的婚事。可刘大喜和陈国芳偏偏又两情相悦，最终冲破重重阻拦结了婚，还生了孩子。就在他们带着孩子在外漂泊的时候，家乡传来喜讯，松桃自治县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刘大喜家在县城分得一套一百平米的新房。得知妹妹在县城分到一套新房，陈国芳的姐姐根本就不相信，当她来到松桃，看到妹妹家的新房时，又哭了。

我之所以对这个故事感兴趣，一是因为刘大喜和陈国芳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二是因为陈国芳姐姐的两次流泪。这两次泪，在我看来，第一次是辛酸的泪，第二次是幸福的泪。当时我就想，他们的背后肯定还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如果有机会，一定要走近他们，面对面跟他们聊聊。

二

那天，在老龚的陪同下，我终于如愿来到了松桃天龙湖。

天龙湖给我的印象是：宽阔，像一个大写之人的胸襟和格局。一眼望去，顿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虽然还没完全竣工，但眼前的山、水、桥、塔、楼房、倒影……组合在一起，已是一幅优美的画卷。我掏出手机，把这幅画收藏在相册里。

“这个团山安置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打造产、城、景一体化。”站在天龙湖畔，老龚给我介绍起来：“你看，这些古色古香的楼房，在规划上是纳入天龙湖景区统一打造的，重点突出苗族传统建筑风格，目标是打造民族韵味浓厚的特色小区，能够让居住群众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我问老龚：“他们从山里搬下来之后，是如何就业的呢？”

老龚指着身后说：“你看，那里就是松桃经济开发区，有许多工厂，岗位很多，上班又近。”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只见店铺林立，人来人往，的确有一种繁华的感觉。

“而且这里本身就紧靠天龙湖景区，就业机遇也多。”老龚继续说：“还有，这个九江街道林业资源也比较丰富，上次我听他们县里同志说，通过聘请护林员的方式就可以解决两百多人就业。”

说着说着，我们已到了团山社区。面对清一色的仿古建筑，没想到，一向以“好记性”著称的老龚也“迷路”了，他也搞不清刘大喜家具体住哪儿了。

这时，我们看见一家名叫“幸福人家”的小卖部，里面坐着两个人，便前去问路。听说是来找刘大喜的，他们热情招呼我们进店去坐。还真是巧，他们也是搬迁户，而且也是从小桂寅搬下来的，都跟刘大喜很熟，其中一位还立即拨通了刘大喜的电话。

不巧，刘大喜刚外出办事。不过，听说我们是从铜仁特意赶来采访他的，立马告诉我们，稍等一下，他马上就回来。

在小卖部里，我们和这两位搬迁户攀谈起来。从他们口中得知：团山安置点目前已搬迁安置农村贫困人口一千多户、五千多人。这里的房子全是步梯房，全部采用“3+1”（一楼门面+三层安置房）和“4+1”（一楼门面+四层安置房）的仿古建筑风格，户型有六十平米、八十平米、一百平米、一百二十平米四种。

三

正聊着，刘大喜来了。

只见他三十出头的样子，虽然个子不高，却一脸“喜”气。事实上，我一路上都在勾画着刘大喜的样子，没想到，他的相貌居然跟我想象中的还真有几分神似。

我们朝刘大喜家走去。原来他家就住在小卖部隔壁单元的二楼。

我们进屋的时候，陈国芳正在收拾房间。见我们到了，她赶紧停下手中的活，热情招呼我们坐沙发。

刚坐下，我就看见对面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我起身走近一看，是一间破旧的木房，上面印着“刘克现搬迁前照片”字样。

“刘克现是谁？”我问。

“是我父亲。”刘大喜说。

“这就是你们以前在小桂寅住的房子？”

“是的。”

我说：“我来之前就听老龚讲过你，说你们家过去因为房子问题，三兄弟常年在外打工不敢回家，逢年过节也不回来。”

“是啊。”刘大喜说：“那时候，每年过春节，我们三兄弟都要事先通气，哪个回来，哪个不回来，我们都要商量好。不然的话，大家全部一回来，睡觉就成了大问题。”

站在一旁的陈国芳说：“那时候的确太老火（困难）了。”

见陈国芳主动搭话了，我一时来了兴趣，便笑着问她：“他家这么老火，当年你为什么会喜欢上他呢？”

“当时年纪太小，什么也不懂，一不小心就上他当了。”陈国芳笑着说。

知道她是在开玩笑，我便趁机对她说：“那你给我们讲一讲，当年是怎么上他当的？”

我们坐回沙发，陈国芳果然给我们摆起了她和刘大喜的爱情往事。

二○一○年春节刚过，陈国芳便去广州打工，她进的是一家鞋厂，当时刘大喜也在这家鞋厂，而且是厂里的技术员。刘大喜不抽烟不喝酒，做人老实本分，又能吃苦耐劳，而陈国芳温柔、善良、贤惠，于是两人一见倾心，不久便双双坠入了爱河。一转眼，两人的感情就发展到了谈婚论嫁阶段。

陈国芳是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人，家中一共三姊妹，她最小。当时她的大姐和大姐夫也在广州打工，得知妹妹要远嫁贵州松桃，他们实在放心不下，便决定陪妹妹到刘大喜老家看一下“门户”。虽然他们也知道刘大喜是一个很优秀的小伙子，但这毕竟是终身大事，相互多一些了解，对大家都有好处。

二○一一年六月的一天，在刘大喜的带领下，陈国芳、大姐、大姐夫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松桃小桂寅。经过一天的翻山越岭，当看到刘大喜家那破旧的木房时，大姐顿时就哭了起来。本来对妹妹远嫁贵州就有想法，没想到刘大喜的家境又是那样贫寒，于是，她把陈国芳拉到一个背僻处批评说：“你看，他们家这个样子，你这不是往火坑里跳吗？”她坚决反对妹妹的这桩婚事。不仅大姐、大姐夫反对，远在四川广安老家的母亲得知情况后也极力反对。

“当时大家都反对，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问陈国芳。

“我才不管他们呢。”陈国芳笑着说：“恋爱自由嘛。况且，我又不是爱他们家的房子，我是爱刘大喜这个人。”

我们都笑了起来。

我突然想起一个重要问题，便问刘大喜：“你们家的房子不是紧张吗？可是，那天突然来了这么多客人，你们是怎么睡觉的？”

“全部睡在大哥家。”刘大喜说。

见我们一头雾水，刘大喜便解释说：“那时候我大哥已经结婚成家，父亲把房子分了一间给他。当时，大哥一家恰好在外面打工，房子是空的，那天晚上，我们就全部睡在他家。”

第二天，刘大喜和陈国芳、大姐、大姐夫一行四人离开小桂寅，来到松桃县城，搭上了开往四川的客车。虽然大姐和大姐夫都反对，但陈国芳已经铁了心要跟刘大喜在一起。不仅要在一起，而且还要从母亲那里拿到户口簿，办理结婚证。

母亲会不会拿？陈国芳心里没底，但她和刘大喜已经商量好了，无论如何，都要努力争取。

果不其然，陈国芳刚开口向母亲要户口簿，母亲的反对声就劈头盖脸落下来。尽管陈国芳好话说尽，母亲还是不同意，而且态度非常坚决。“刘大喜家距离那么遥远，家境那么贫寒，你们相识又那么短暂，你让我怎么放心得下啊？”母亲生气地说。

也难怪，母亲生陈国芳时，已经四十八岁了；大姐出嫁时，她才三岁。“在他们看来，我太年轻，太幼稚了。”陈国芳说：“其实我也理解他们，他们也是为我好。”

见陈国芳无果，刘大喜只好亲自去请求。没想到，还是不同意。但刘大喜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说情，说到最后，他还向陈国芳母亲作了两个保证：保证让陈国芳过上好日子！保证让陈国芳住上好房子！

“我可以说是磨破了嘴皮子。”回想当年对爱情的争取，刘大喜笑着说。

苦心人，天不负。那天，陈国芳母亲见刘大喜态度诚恳，终于含泪把户口簿交给了他。

拿到户口簿后，陈国芳和刘大喜当天就到武胜县民政局办理了结婚证。

陈国芳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是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那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陈国芳笑着说：“因为那天刚好是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我的生日。”

我问刘大喜：“办了结婚证之后，你们是不是马上就回家来办喜酒了？”

“没有。”刘大喜望了陈国芳一眼，尴尬地对我说：“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办酒席。我们第二天就去福建了。”

我不解地问：“这是为什么？”

这时，刘大喜面露“冏”态，坦率地说：“没有钱，也没有房。”

“当时，他身上就只有三千块钱。”陈国芳笑着说。

虽然寒碜，但临走时刘大喜还是给陈国芳的父母每人包了五百元红包。

四

时间转眼就到了二○一二年。那年八月，刘大喜当上了爸爸，陈国芳当上了妈妈——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再一转眼，时间就到了二○一四年，十一月的时候，他们的女儿又出生了。

虽说已经是儿女双全了，可刘大喜和陈国芳却一直都是在外漂泊，没有一个稳定的家。“主要是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刘大喜说。

房子的问题，成了刘大喜心中的一个“梗”。“在老家修吧，可小桂寅交通又不便，建筑材料都很难运上去；在县城买吧，又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刘大喜说。

二○一六年，就在刘大喜正在为房子的事费尽心思的时候，家乡突然传来喜讯：松桃自治县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小桂寅在搬迁之列，他家在天龙湖畔的团山安置点分得一套一百平米的新房。

“这真的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啊！”刘大喜感慨地说。

当年冬月，刘大喜一家终于搬进了梦寐以求的新房。“而且是拎包入住。我们搬进来的时候，政府就已经给我们备好了衣柜、沙发、茶几、电视机、饮水机、电磁炉……”刘大喜边说边屈着指头。

搬进新房那天，陈国芳给大姐打了一个电话，她得意地说：“大姐，我们搬新房了。”

大姐说：“搬哪里了？”

“松桃县城。”陈国芳说。

“房子多大？”

“一百平米。”

“花多少钱买的？”大姐问。

“是分得的。”

大姐说：“你吹吧。”

“没有，是真的。”陈国芳说：“而且还是拎包入住呢，电视机、饮水机、沙发都是备好的。”

大姐说：“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陈国芳说：“真的没骗你。不信，改天你和姐夫开车来看吧，就在松桃北站高速路口。”

大姐说：“世上哪有这么好的政策啊？”

陈国芳见大姐始终不相信，便把贵州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给她讲了一遍。

房子终于有了，刘大喜便考虑起另外一件事情来——婚礼。他和陈国芳已经结婚多年，可他们却一直都没有举行婚礼。在这件事情上，刘大喜心里一直觉得亏欠陈国芳。

二○一七年正月十六，刘大喜和陈国芳在安置点的新房里，置办了一场久违的婚宴。“我们办得也很简单，我们要的是那种仪式感。”刘大喜说。

那天，刘大喜家宾朋满座，喜气洋洋。大姐和大姐夫一家也从四川广安开车来了。当看到陈国芳穿着新娘装、住进新房子时，大姐顿时就抱着她哭了起来。

“去年腊月，大姐和大姐夫从广州回四川过春节，经过杭瑞高速时，我还特意邀请他们下高速，在家里住了一宿。”刘大喜说。

五

喜事接踵而至。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日，刘大喜家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省委书记孙志刚。

“我做梦都没想到省委书记会到我们家来。”刘大喜一脸幸福地说。

在刘大喜家沙发背后的墙上，我们看见了那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孙志刚书记正在与刘大喜一家亲切交谈。

说起这件喜事，刘大喜记忆犹新：“那天，孙志刚书记来我们松桃调研。他先到大川纺织厂，然后就到我们团山安置点来了。孙志刚书记首站就是我们家，他亲切地和我们聊家常，了解我们搬迁后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问我，跟搬下来之前相比，感觉怎么样？”

“你当时是怎么回答书记的？”我问刘大喜。

“我对书记说：好了一百倍！”刘大喜说：“当时大家都笑了起来。”

“那天，书记还对我们说了许多鼓励和祝福的话。”陈国芳补充说。

六

交谈中，我们得知，刘大喜的大哥和二哥也搬到团山安置点来了。考虑到刘大喜的两个孩子都还小，需要照顾，父亲便跟着他过。

我问陈国芳：“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很满意！”陈国芳满脸堆笑地说。

“那你呢？”我又问刘大喜。

“当然满意！”刘大喜眉飞色舞地说：“我觉得，我们现在过的就是幸福生活，就医、就学、就业都很方便。”

“不过，这还真得感谢党和政府。”刘大喜补充说。

“搬下来之后，你们还去外省打工吗？”我问他们。

“没有了。”刘大喜说：“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松桃。”

“你们现在做什么工作？”我又问。

“她在家中带孩子，闲时做点苗绣。我在县城做房屋装修，刮仿瓷。”刘大喜说。

如今，刘大喜的两个孩子都在松桃第三幼儿园上学。“幼儿园隔家只有四五百米远。”刘大喜还告诉我们，以后孩子上小学、中学也很方便，因为学校就在附近。

对于未来，刘大喜说，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面，专卖硅藻泥。“硅藻泥是一种天然的环保建筑材料，这种材料甚至可养鱼，可种植物……”刘大喜说得头头是道，还翻出一些用硅藻泥装修的房子图片给我们看。

那天，我们在刘大喜家一直聊到下午四点过。

从刘大喜家出来，我看见几位老人正在路边一间屋子里玩扑克。他们那神情，那举止，明显透露出一种悠闲的幸福味。

临走的时候，我走到安置小区的广场上，掏出手机，对着那一排排漂亮的楼房照了许多照片。

我突然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