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 亲

         母 亲

                            黄文涛

　　人世间的母爱，或是子女对母亲的怀念，大同小异。我的母亲，和千千万万人的母亲一样，平凡而伟大，大同中有着不同。

　　母亲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六日病逝，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两个年头。在这七百多个日日夜夜，我一直思索着说点什么，以怀念和祭奠我的母亲。作为儿子，我含泪将母亲艰辛的一生用文字记录下来，慰藉母亲在天之灵。

1

  一九五五年农历正月初一，我的母亲出生在原贵州省仁怀县二里三甲小地名河底下（今习水县习酒镇瓮坪村河底下组）一个普通的吴姓贫农家庭。在传统封建思想遗毒还比较深的那个年代，大年初一添人进口没有给外公一家增添几分喜气，随着母亲呱呱坠地和接生婆大声嚷嚷，“添了个看甑脚水的（意为女儿）。”外公埋着头，默不吱声地忙碌着，毕竟，多一个人多一张嘴，肩上的担子又加重了。好的是母亲的生命顽强，在那个生活和医疗水平低下的年代，新生儿的夭折率比较高，在母亲之前，我的外婆所生的孩子都因病离去，之后几年，外婆又生了几个孩子，都因各种原因夭折，所以，母亲的幸存，既是奇迹，同时也算是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丝希望。外公给女儿取名叫春霞，寓意春天的彩霞，这个名字一直用到其生命终结，而其按字辈取的学名远霞，除去近亲之外，外人极少知晓。

  外公家境殷实，后遭变故，父母双亡，家道中落，成为孤儿，弟弟外出逃荒从两河口过河之后就杳无音讯，后来才知道流落到河南。他和姐姐幸得亲戚收留，好在仁怀沙滩乡（小地名庄子上）收留外公的亲戚视为己出，送他上私塾，那时候，外公成为当地能识字的为数不多的“文化人”。外公成年后，返回河底下老家继承祖业，在亲戚的张罗下娶了外婆。外婆五官端正，身形高大，比外公整整高出一个头。因外婆娘家在回龙区九龙村，海拔相对较高，条件差一些，外公老家在河谷地带，农业生产条件较好，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时代，地区优劣决定能否娶妻或娶到什么样的妻。如果不是因为地区条件相对较好，像外公这种孤儿家庭，很难娶到像外婆这么好的女子为妻。

  外婆与外公成亲后，秉承了高山人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里里外外，风风火火，十分干练，家境渐渐好转，虽称不上富裕人家，但起码一年四季不用为吃粮发愁。在很多人三餐不济的年代，母亲至出嫁前，基本上吃的都是大米饭，包括三年自然灾害饿饭期间。所以，与那个年代的同龄人相比，衣食无忧的母亲在童年是幸福的。

  母亲比我的小姨年长十岁，外婆在有小姨前也曾生育过几个子女，皆未成活，在这期间，母亲也算得上是外公外婆的掌上明珠。那时，生活不易，农村孩子上学年龄都偏大。小姨出世后，母亲对于这个妹妹十分喜爱，加之外婆需要去大集体劳动挣工分，母亲主动承担起照看妹妹的义务。外婆在世时说，外公曾手提棍子把母亲撵去学校读书，当时就读的小学隔家三、四公里路，母亲嫌难走，加之学校没有家里自由，就以在家照看妹妹为借口不去读书。后来外公也没有坚持，也许一方面小姨确需照料，另一方面或许封建思想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无论何种原因，母亲一辈子成为目不识丁的文盲是不争的事实。母亲从未上学这事儿，后来多次听外公外婆提起，觉得还是亏欠了女儿。这也是外婆后来让小姨和三姨一直分别读到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的原因。但或许也正是母亲不识字，后来才会接受外婆对其终身大事的安排，成就了我的父亲这段姻缘。试想，以母亲的聪慧，如果去上学读了书，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以当年我父亲的家庭条件，母亲是断然不会同意这门婚事的。一切皆是缘份。

  外婆后来又生了我的三姨，但终究没有儿子。在农村，没有儿子的家庭会受到周围人群的冷眼和排挤。我猜想，在母亲的童年时代，她是多么渴望有一个引以为傲的哥哥或弟弟，这样，她的内心才会真正变得强大和自信。外公没有儿子，这或许是母亲在童年时期乃至终生的一大遗憾吧，但是，没有儿子的外公外婆对他们的四个外孙子更添无尽的、深深的、特殊的关爱。

2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一晃眼，母亲就到了出嫁的年龄。上门提亲的人很多，外婆始终不满意，借口母亲年幼而婉拒。在母亲与父亲的婚姻上，外婆起了重大的决定性作用。

　　父亲的老家在习水县回龙区瓮坪公社大寨村，父亲与母亲同庚，家中有12个兄弟姐妹。祖母在我父亲八岁时患乳腺癌撒手人寰，留下年幼而少不更事的四个子女，襁褓中二姑因无力喂养而送人。后来，我的祖父续弦，继祖母生了两个叔叔六个姑姑，最小的八姑只比我大五岁，比我的哥哥大三岁。大姑成家后，父亲成了众多兄弟姐妹中的老大，过早的担负起了家庭的重担。在大集体凭劳力挣工分吃饭的年代，继祖母要照料这么多年幼的叔叔、姑姑，自然挣不了多少工分。祖父晚年支气管炎严重，根本无法劳动，相反，还需要人照料。一家人生活的重担都压到了我的父亲和二叔头上。当时，全家十几口人，挤在不足八十平米的老宅之中。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形容当年父亲一家的境况，过之而无不及。为了减轻负担，父亲和二叔小学没有毕业就早早辍学了。但父亲和二叔的付出是值得的，在那个异常艰难的岁月，父亲的兄弟姐妹全部存活了下来。

  依照当年父亲的家庭状况，无论如何是高攀不上母亲的。但父亲的勤劳质朴，得到了外婆的认可。父亲老家和外婆家同在瓮坪公社，外婆家在桐梓河边上，父亲老家在半山腰，直线距离超不过五公里，两地之间多有姻亲关系。每年开春，我父亲一辈去外婆家下面的亲戚家中撒河秧，到农历三、四月份青黄不接时，还会去借粮食吃。父亲年轻时帅气、手脚勤快，嘴巴甜，很快就和外婆家附近的亲戚熟悉了。有时候看到哪家正在栽秧割谷或修房造房，撸起袖子就去帮忙。一来二去，外婆把父亲这个勤快的后生看在眼里。主动打听我父亲的是否婚配，流露出有将母亲许配给我父亲的意思。于是父亲就找了亲戚上门提说，外婆欣然应允。这中间有小插曲，当时，母亲所在的吴氏族人极力反对这门亲事，吴氏族长亲自找到外公，要求退婚，说：我们吴家的姑娘真的嫁不出去吗？干吗非要嫁给你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小子呢？唉，说来说去，一切都是贫穷的原因，不过，父亲当时的确寒碜。这时候，外婆展现出她果敢干练的女强人性格，当场回绝，说：人是我的姑娘，肉是我身上掉下来的，她要嫁给谁我自有主张。在农村宗族势力比较突出的年代，说出这样的话，需要相当的胆识和魄力，何况外婆还是个女流之辈。外婆说，她当时看中的主要是我父亲的勤劳和人品，穷不怕，只要人勤劳，没有钱，可以挣！没有房，可以盖！后来，每次听外婆说起这段往事，我十分佩服外婆。一是佩服外婆看问题的心胸和格局；二是佩服外婆的魄力和胆识。

  父亲和母亲的婚事，一切都十分顺畅，什么三媒六证、三轮九转等婚嫁风俗，在外婆眼里，不过繁文缛节，一切从简从快，省了很多礼数。可就在他们婚前，父亲拿聘礼去母亲家开期单（要母亲的生辰八字定婚期），我的父亲连一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无奈之际，借了族宗一位伯父的裤子穿着去的。后来听父亲重提旧事，既好笑又心酸，那时候真是不一般的穷呀！一九七四年农历八月初六，我的父亲和母亲按照农村风俗简单的举行了婚礼，从此开启了和父亲相濡以沫近半个世纪的婚姻家庭生活。

3

  婚后第二天，母亲作为新媳妇儿刚进门，第一次真正意义和家人一起吃饭，等到她拿着碗去揭开锅，一大锅菜叶稀饭，几粒米飘在上面，清汤寡水，绿油油的。母亲实在是饿了，勉强盛了一点在碗里，喝了几口，实在难以下咽，找个没人地方，悄悄吐了。要知道，母亲可是从小到大吃大米饭长大的。

  我们当地有个风俗，新婚女子婚后第三天要回娘家拜望父母，称之为“回门”。母亲回到娘家后，见了外婆就抱头痛哭，这日子咋过呀？外婆为了安慰母亲，带着母亲去附近很有名气寺庙上香抽签，以占卜未来吉凶。寺里的僧人要了父亲和母亲的生辰八字，根据所抽的签，一翻掐算之后说，母亲和父亲的八字很般配，从母亲的命理来看，虽然暂时会有一些艰难，但今后的日子会很好，并用了一句谚语说母亲今后定会“银子包包塞枕头。”母亲对僧人的话深信不疑，僧人下的断章也确实很灵验，没过几年，母亲就过上了“银子包包塞枕头”的日子，因为母亲有个习惯，喜欢把钱压在自己睡觉的枕头下面，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她离开我们。母亲和父亲在一起的岁月，虽说算不上大富大贵，但基本上没有为钱发过太多的愁。母亲这个习惯以至于我和哥哥小时候不懂事，零花钱不够用的的时候，只要想方设法拿到母亲卧室房门的钥匙，偷偷溜进去，翻开枕头就会有所收获。

  婚后约一年半，祖父考虑到一大家子人拖着诸多不便，于是按照农村风俗分了家。祖父将祖上遗留下来的木瓦房堂屋后靠着山墙的耳房一分为二当着厨房，将靠近堂屋的厢房分给父亲，不到二十多平米，即用作卧室，又用作“客厅”，阴暗潮湿，算是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还分到了一部分自留地，分家当了户主后的父亲，便去邻村拜师学木匠手艺。

  母亲和父亲结婚后刚开始一直没有怀孕，后来去古蔺县复陶坝看了一位老中医吃了几副中药才有了第一个女儿，取名叫玉怀，也就是我的大姐。只怪当时条件太差，大姐两岁多就夭折了，三天后，哥哥的降临才暂时弥补了母亲失去女儿的悲痛。那一年正好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写进中央文件并在全国推开，生产队大集体的土地分到一家一户，点燃了农村群众勤劳致富的激情。我的父母和路遥《平凡的世界》描述的主人翁一样，像打了鸡血，拼死拼活日夜不停的辛勤劳动，交足国家的，剩余自己的，只要不懒惰，就有好收获。

  父母和祖父分家后，外婆经常带上粮油蔬菜来接济帮助母亲，农忙时节，更是经常帮助母亲干农活。一天早上，外婆来我家，母亲刚下地干活回来，准备吃饭，打开甑盖，一条泫大虫赫然映入眼帘，好端端的一甑饭只好全部倒掉重做。外婆当机立断：必须马上修新房，否则，说不定哪一天，人命都要丢。修房造屋谈何容易？一无钱二无粮。这个时候，外婆再次展现她女强人的一面，她说：没钱想办法就借，没粮她负责支持。

  父母筹建新房提上了议事日程。自古以来，修房造屋都是农村天大的事情，有些人家祖祖辈辈几代人都居住在祖上遗留的老宅里，何况当时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家庭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接下来的事情，外婆确实是费尽了周折。从宅基地的审批到建房所需的木料筹备，连续几个晚上在院坝里坐等在大队工作的叔外公，好不容易才批到了手续。有了手续，又为建房的木材发愁。我们当地基本没有森林，最后是从桐梓河上游的周家乡联丰村仙秀期采伐编成木筏顺河而下，然后组织人力到河边搬运。听外婆说，请了几十个人，她在家里煮饭，每顿两大甑子饭全都吃个精光。

  为了建房所需的砖瓦，父亲专门起了间砖窑，父亲做好毛坯砖瓦，母亲负责搬运，整整一个夏天，烧制好了三间房屋一百多平方米所需的砖瓦。而就在这一年秋天，我呱呱坠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母亲在帮助父亲做砖瓦的时候身怀六甲。一九八〇年的冬天，我们家三个开间的新瓦房落成，这是当时整个瓮坪公社为数不多的新瓦房之一。我是幸运的，一出生就住进了新房。但我母亲是多么的不易，为了建新房，有孕在身也咬牙坚持，其中的艰辛也只有我母亲最能体会，我来得不是时候，给母亲增添了不少的麻烦。因此，我猜想，当年我出生的时候，并没有给父母带来太多的惊喜，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哥哥，我在娘胎里就和母亲一起劳动锻炼，生下来特别好喂，母亲的奶水不够，用大米磨成米羹喂我，我便大口大口吃得挺香。

　　也就是在新房建成的当年冬天，我们家因为要偿还建房欠下的债务，只好把喂养的过年猪卖了。过年的时候，父亲杀了条狗。春节后，哥哥去外婆家，外婆风趣地逗他：你们家过年杀猪没呀？那时哥哥才两岁多一点，正牙牙学语，说：杀狗狗，杀狗狗！外婆听了哈哈大笑。这也是我母亲在世时我们家唯一没有杀过年猪的一年。

　　新房建成后的第二个年头，母亲又怀上了。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越来越严，加之农活比较繁重，在母亲快要生产时，计划生育工作队的包围了我家，只可惜，弟弟刚一出生就夭折了。否则，母亲应该是有三个儿子的。之后，政策越来越紧，母亲就响应国家号召去办理了绝育手术。

　　第一次建完新房后，因为父亲有木工手艺，当时农村陆陆续续建新房的人家很多，父亲的木匠活接得上，加之母亲持家勤俭，我们家慢慢富裕起来，很快还清了建房所欠的钱，而且在信用社有了存款。在国家号召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时，我老家也兴办起了一家酒厂，最初叫国营东风酒厂，下属县水利局，后来改名习湖酒厂，厂名一直沿用至今。这家酒厂生产的白酒曾荣获过国家水利部部优金奖，在习水也算是小有名气。当时，酒厂的负责人跟我父亲是娃儿朋友，就叫父亲去厂里上班。一开始是帮助修建厂房，我父亲进厂的时间应该在一九八六年左右。再后来，酒厂要扩大生产规模，需要新建厂房。父亲就和母亲一起，不分白天黑夜和泥做砖，用自建的土窑烧制成青砖再卖到厂里。父亲通过摸索，对烧窑技术把握很到位，我们家烧制的砖成色最好。很快，父母亲就挣得了在那个时代相对不菲的一笔存款。

  有了钱，想法就多了。看到周围陆续有人建起了二楼砖混楼房，父亲和母亲商议，一是为了将来两个儿子好娶媳妇儿，二是瓦房赶不上时代，于是决定拆掉，新建砖混楼房。说干就干，砖是自家的，拉钢筋水泥请人工的钱是有的。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只不过当时公路还没有通到家门口。所有材料都要从两公里以外的地方转运过来。第二次建房是一九九〇年，那年我十岁，和母亲一起背砖，母亲为了奖励我，每一块砖给我算五分钱的运费，我都挣了几十块钱呢。在原来的宅基地上，农村五个开间近四百平米的二楼砖混房很快落成。仅仅十年，我们家的楼房又旧貌换新颜，曾经引领潮流。一生两次建房，这也算是母亲平生最为自豪和骄傲的事情之一。

　　母亲不仅勤劳，而且有头脑。习湖酒厂需要大量用砖扩建之时，她鼓励父亲起了三间砖瓦窑子，请人做砖供给酒厂。母亲全力搞好后勤保障和农业生产工作。再后来，由于父亲头脑比较灵活，酒厂就安排他负责采购和销售。那时候的信息和交通闭塞，有时一去就是十天半月，在我记忆中，父亲有一次出差尽长达近两个多月，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哥俩，各种农活从不耽误。一九九二年夏天，几十天持续干旱，父亲出差一个多月都没有回来，眼见银顶山上刚栽下土的红苕藤就要被晒死，母亲带着我们，用塑料口袋背水上山浇地，用谷草去掩盖。最终，我们家的红苕扛过了伏旱。

　　自我记事起，母亲很少有闲着的时候，要么在家里操持家务，要么在山上干活，不论天晴落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亲背烂的背兜，提坏的猪食桶不计其数。至今，家中猪栏里母亲挑过的粪桶还在。母亲身高一米五左右，体重不超过一百斤。她担着一百多斤重的粪水，两只粪桶差不多和母亲一样高，扁担在母亲的肩上出发吱吱吱的声响，一晃眼，母亲远去的背影留在乡村小路上。就是这样，母亲无休止超负荷劳作，为后来埋下了病根。

4

　　小时候，每当夜幕降临，我和哥哥就会坐在家门口的板凳上，等候母亲回家。母亲有时候在山坡干活会一直忙到实在看不见路回家。我们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心里焦脆，放开喉咙大声呼喊：妈，妈耶！母亲如果听到，就会回答：回来咯！回来咯！只有听到母亲的回话，心里才踏实。这一呼一应，传递的是母子之间深深的爱。

　　我上小学期间，改革开放还没有几年，农村生活条件还依旧困难，不像如今可以天天顿顿吃到肉，一般家庭除了过年、节气、农忙或家中有亲戚来，才可能吃到肉外，绝大多数家庭平时能保证有油吃就已经不错了。我生性爱吃肉，三天两头没吃上肉就觉得索然无味，浑身上下没有力气。我扫地的时候，总爱抱着扫帚把坐在门槛上向母亲撒娇，央求母亲弄点肉吃。母亲心疼我，切一小块腊肉，用米汤清洗切片，放在刚甑完饭的甑脚水里煮熟，再用干辣椒配上洋芋炒。那是母亲的味道，记忆犹新，如今，再也找不到儿时的味道了。

　　都说严父慈母，果真不假。我们触怒了父亲，就会遭到父亲，父亲除了用棍子体罚，还要罚跪，母亲心疼，用身子来护着我们，甚至夺过父亲手中的棍子，被父亲罚跪，只要父亲前脚刚走，母亲就拉我们起来，我和哥哥心里惧怕不敢起来，母亲就说，你们尽管起来，一会你父亲回来就说是我叫你们起来的，但是你们要长记性，今后不要犯错了。我和哥哥有时候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时，母亲十分生气时也会打骂我们，她一边打，一边流着泪哭述：“叫你顽皮！叫你不听话！叫你犯错！”真是打在儿身，痛在娘心！

　　同大多数男孩子一样，我小时候特别顽皮。

　　记得有一年夏天，母亲上山干活去了，我在家煮饭，因为贪玩，忘了灶上蒸着饭。等到突然想起，回到家里，甑脚水已烧干，铁锅烧红了，甑子冒出了浓烟。正在这时候，我看见母亲正朝着家门口走来，我怕母亲打我，于是灵机一动，立即爬上屋后的一棵泡桐树，用镰刀砍了些桠枝下来。母亲见厨房冒着烟雾，一下子把甑子拿开，再用工具把锅掀起。然后一边骂，一边找我。我意识到自己闯下弥天大祸，母亲叫了好几声，我才在树上应了母亲，母亲循着声音来到屋后，看见我正爬在几丈高的树上，风吹着树，晃来晃去，十分危险，母亲的火气顿时消了一大半，问我，怎么忘记了灶上甑着饭，把甑子都烧坏了。我在树上回答说，我想着弄一点泡桐叶喂猪，爬上来就把蒸饭的事忘了。母亲看到树下堆了许多桠枝，再看我爬这么高，怒气全消，反而担心起我的安危来，口里大声喊：“幺儿，慢点儿，慢点儿，你爬这么高？小心摔着，快点下来！”看来古人说的“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一点都不假。

　　再后来，父亲把我们哥俩相继送到当时习水县最好的树人学校读书，学校是私立的，收费很高。为了让我们两兄弟接受良好教育，母亲更是拼了命的劳作。虽然当时父亲承包习湖酒厂的洪水电站，效益还算可观。但毕竟失去了我俩兄弟对家务农活的分担，母亲的辛劳程度又增加了不少。每隔一段时间回家，我都会发现母亲变得更加苍老，才四十多岁的年纪，皱纹和白发就爬上母亲黝黑的额头。但每次见到我们，都满心欢喜，离家的时候，总是把粮食、腊肉、鸡蛋、蔬菜给我们塞得满满的，钱拿了之后还要问够不够？生怕我们在外挨饿受苦。这种情形一直到我们哥俩毕业参加工作以后。

　　我们哥俩工作后，多次劝母亲保重身体，少做一些农活。她满口答应，实际上一刻也未曾停歇，一直忙碌到生命终结前病情加重。我们俩兄弟分别成了家，在县城买了房，要接母亲到县城养老，她不愿意，她说她还能劳动，闲不住，高粱都要卖几块钱一斤呢，老家还有这么多土地，撂荒了可惜。她还说，虽然你们都买了房，但一家人开支大，城里喝口水都要钱，还要还房贷。再后来，我们继续劝她好好的休息一下，她仍然不愿意。等到我们的条件好一些了，母亲的身体却彻底垮了。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5

　　外公病逝时八十三岁高龄，外婆如今已年届九十。按理说，这样的家族有长寿基因。

　　母亲年轻时每年都会生一场病，吃几副中药就会康复。二〇一二年夏天，母亲顿感胸闷气短，连上个楼梯都很吃力。我们送母亲去重庆西南医院检查，医生诊断，右心室肥大导致供血不均，属比较严重的心脏病。心脏出问题，紧接着人体分泌系统紊乱，伴随着母亲的是高血压和糖尿病。当时，我和哥哥商量，想办法凑点钱给母亲做手术，但母亲和父亲都坚决反对。医生说，如果保养得好，再活一、二十年没问题，加之，母亲和父亲都担心手术风险，就开了一些药回来服用。

  母亲如果从西南医院回来就谨遵医嘱，按时服药，安心静养，我相信母亲的病情是不会发展得如此严重的。母亲服了药，病情稍有好转，感觉自己身体没什么大碍了，非要下地干活，无法劝阻。接她到县城与我们同住，不习惯，总是惦记老家的那几亩土地。我们哥俩执拗不过她，加之父亲退休后酒厂又返聘回去，确实需要有人做饭。这样又过了几年，中途偶尔身体也有反复，时轻时重，但母亲总是说，休息休息就好了。

　　过完二〇一六年春节，母亲主动提出不下地干活了。哥哥把她接到县城，母亲闲着没事，去我小姨家看望外婆，我两个表弟在县城开了一家装饰公司，生意很好，请了许多工人，需要有人专门做饭，母亲觉得自己闲着也是闲着，做饭是手上活路，她竟然答应给表弟的工队做饭。这就是我的母亲，只要感觉自己还能劳动，决不停歇。我和哥哥劝她，我们的条件都很好了，用不着去挣什么钱。母亲总是一句口头禅：人老了也要用钱嘛！我们说，我父亲有两千多的退休金，加上酒厂返聘的工资，足够了。我和我哥见仍然劝不住，两兄弟商量，问母亲每月要多少钱养老，每年的钱我们一次性给，我们把钱给她，她把钱收下后，依旧我行我素。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我俩兄弟给两个表弟打了招呼，如果再让我母亲去工队做饭，出了问题，一切后果由他们承担。可是，为时已晚，到了二〇一六年冬天，母亲的病情日益加重，在习水县人民医院和中医院轮番住院仍无明显好转。

　　二〇一七年春节，我们一家都是在医院度过的，这也是母亲健在，我们一大家子唯一一次没有在老家过的一个春节。

  后来，母亲的血糖和血压都居高不下，身体出现浮肿，我执意把母亲再次送到西南医院，父亲也准备了十多万元钱，我们商议，如果能换心脏，我们给母亲换一颗心脏。最后西南医院的心内科专家说，母亲体质太虚弱了，无法做手术，只能开药服用看效果。从重庆回来，母亲就一直住在县人民医院，中途回老家小住几天后，听说中医院环境不错，护士的态度好，我们又把母亲送到中医院疗养，但一直反反复复，仍无好转。了解到泸州有家医院心内科很不错，我又把母亲送过去，但始终没有效果。母亲在医院住腻了，强烈要求回老家，没两天病情又加重了，甚至出现昏迷。在医治的方案上，父亲强烈反对输液，坚持要用中药调理。父亲的理由是人都已经水肿了，再输液只会加重病情。哥哥强行把母亲接到中医院，经上海对口帮扶医生救治，深度昏迷一天一夜的母亲竟奇迹般的苏醒过来，后来竟然可以吃点东西了。母亲病危期间，八十多岁高龄的外婆到病房看望母亲，痛哭流涕，让我深深的感受到白发人送黑发人内心悲痛。

  当母亲在医院的病情相对稳定后，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全县脱贫攻坚发起总攻的号角吹响，要求全体干部吃住在村，没有节假日，不分白天黑夜。我哥在教育局帮扶的良村镇大安村驻村，我在程寨镇作为战区副指挥长，脱贫攻坚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以致于没有去医院照料生病住院的母亲。幸好父亲的兄弟姐妹多，真心的感谢我的几个姑姑、婶娘和小姨她们，对我母亲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料，在我母亲离开人世前，能得到亲人们的陪伴，感受到人世间亲情的温暖。

6

　　母亲终究还是走了，走得很突然。

　　临终前，我和哥哥仍在脱贫攻坚一线。那是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六日下午两点过，小姨给我打电话说，母亲中午都是好好的，下午突然昏迷，人事不醒，医生正在组织抢救，也许这次真的不行了。我心里尤如晴天霹雳。尽管母亲病重住院以来，思想上已经有了准备，但始终不敢相信，我心爱的母亲真的就这么走了吗？我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给哥哥。赶到医院时，医生正在对母亲施行心脏按压复苏术，我知道母亲真的不行了。

　　母亲的心愿是回老家土葬。我立即找医院办理相关手续，用120急救车，加上氧气立即送母亲回老家。一路上，我守护在母亲身边，液体还在缓慢流动。当时的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母亲再坚持版小说，等到了家才断最后一口气。在我们当地有个风俗，如果不是家中断气，她的灵魂就回不了家。我虽是无神论者，但在这件事上，我始终遵从母亲的心愿。母亲最终坚持了下来，回到家中，安然地躺在堂屋，挂着的液体开始静止。母亲的嘴角流出了一丝血迹，我们哥俩顿时顿足捶胸。

　　我们失去了亲爱的母亲。母亲终于回到了这个她用毕生心血经营的家了。

　　符合母亲生辰八字的葬期有两个，一是两天之后，一是一个星期之后。父亲决定，全县脱贫攻坚工作忙，让母亲尽快入土为安。因此，将母亲下葬的日子定在九月十八日。所有的丧葬事宜紧锣密鼓的开展，从接到小姨电话到母亲入殓之前，内心涩涩的，很痛，但不知怎么，我一滴泪水都没有。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对母亲的离去麻木了，亦或是不相信母亲真的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的事实。反正，我没有哭泣也没有泪水。直到要把母亲入殓进棺材的那刻，我内心的伤痛才倾泄而出，我扶着棺材，放声的嚎啕大哭，泪如泉涌，悲痛欲绝。直到那一刻，我才真的意识到，我与我的母亲从此阴阳相隔，生我养我的母亲从此撒手人寰。

　　母亲的一生实在是太苦太累，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两兄弟，母亲付出太多太多，甚至在生命垂危之际，心里牵挂的依然是这个家，依然是我们两兄弟，母亲的一生都在操劳，还没有来得及享福就离我们而去。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母亲在天之灵唯一可以慰藉的，就是她用毕生心血培养的两个儿子没有让她失望。

　　母亲的葬礼，简单又隆重。领导、亲友、同事，络绎不绝的车队沿着公路停了好几公里，烟花爆竹持续不断响彻云宵。母亲的名字叫“春霞”，如同燃放的烟花，绚丽多彩，耀眼夺目。

  母亲走了，无数个夜晚，梦里依稀。醒来后，耳边又想起母亲的教诲：做人要勤劳、为人要厚道，心存感激、懂得感恩。也许，母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她身上折射出的只是千千万万普通民众最最朴实的人性。

  母亲，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如果还有来生，我和我哥还做您的儿子！

作者简介：黄文涛，男，汉族，贵州习水人，在职大学文化。1980年10月出生，现在习水县程寨镇工作，酷爱文学、书法、足球。自幼生长在农村，伴随国家改革开放改策长大，亲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人文巨变，尤其是对童年时期黔北农村生活感触较深，目前，正致力用自己肤浅的文字去记录和折射一个时代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