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竹短篇小说两题
何小竹
我们县城的几个疯子
在过去,似乎每个县城都有几个疯子。在我们县城,印象深刻的就有三个。三个疯子每天都会出现在街上。县城的人彼此都是认识的,只有这三个疯子,彼此之间好像陌生人一样,从不在一起玩,哪怕擦肩而过,也互不说话。我曾经怀疑,他们是假装不认识。但为什么要假装不认识呢?我也说不清楚。我就是觉得,疯子应该都是一伙的吧?
回想起来,三个疯子都没有暴力倾向,不惹事,不歇斯底里乱发作。同样,县城的人也不会去招惹他们,碰上了也并不多看一眼,就好像生活中就应该有这几个疯子一样,挺正常的。
三个疯子,两个男的,一个女的。男疯子,一个姓雷,一个姓周。女疯子姓什么我不记得了。
雷疯子是三个疯子中年龄最大的,也是最早疯的。早到什么时候?反正从我记事起,就有这么一个疯子在街上晃荡了。其实,不仅仅是雷疯子,从我记事起,这三个疯子都已经在街上晃荡了,就像街上那些早于我记忆而存在的建筑物(如邮局、电影院、国营理发社)一样。这三个疯子,雷疯子看上去是最像疯子的一个。他的头发从没理过,也从没洗过,任其生长,任其纠缠成鸡窝一样的形状。他的脸,也是从来不洗的,以至于像亚非拉朋友中的非洲朋友一样,整张脸看上去就只剩下两只眼睛,以及偶尔展露的一口白色的牙齿。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一年四季,雷疯子都裹着一件黑不溜秋的棉袄,打着一双同样是黑不溜秋的赤脚。就是说,哪怕是炎热的夏天,他也穿着棉袄;哪怕是严寒的冬天,他也打着一双赤脚。大概只有疯子才这样不怕热又不怕冷吧?
小时候就听人说,雷疯子是大学毕业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识字,且痴迷于阅读,且是读出声来的那种朗读,比如读大字报。雷疯子裹着一件棉袄站在街头读大字报的情景,是我对我们县城七十年代记忆的一个突出点。那些年,街上的墙面上,没间断过大字报。形势激烈的时候,大字报一直从十字街张贴到下街,可以用铺天盖地形容。因此,看大字报便成了七十年代县城中人的日常生活之一。但像雷疯子那样,将大字报一字一句读出声来的,也只有雷疯子一个。他为什么要读出声来呢?我小时候就对这个问题很困惑。一种解释是,他为了表明自己以前是个大学生。还有一个解释就是,只有疯子才会把大字报读出声来。很多人喜欢听雷疯子读大字报,特别是那些不识字的人。但有时候,一个听众都没有,雷疯子也照读不误。旁若无人,只为自己而读,这就是疯子。
后来知道,关于雷疯子的大学生身份,其实是人们的一种误传(多少带有些虚荣的成分)。他的确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但只是读过高中。像他那个年纪的人,能够读完高中,在我们县城已经算是少数了。放到现在,也就相当于一个大学生。那么,他是怎么疯的呢?据说是婚姻不幸,老婆被人拐跑了,伤心,绝望,所以就疯了。雷疯子死的时候我已经上初中。他的死很平常,静悄悄的就死了,也没人为他举行个葬礼,以至于很多人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都未察觉雷疯子已经死了这一事实。
再说周疯子。周疯子也是因为女人而疯的,简单说,就是失恋了,想不通,就疯了。曾经还有人在街上指给我看,那个谁,就是让周疯子疯了的女人。我当时小,看不出这个女人有哪样的特别之处,能够让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发疯?是的,周疯子也是高中毕业。
与雷疯子不一样,周疯子的穿着打扮十分整洁,从外表看一点不像疯子。他的疯的表现,就是在街上匆匆行走,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悬空,拇指和食指模拟出按动发报机的动作,嘴里配合着发出“嘟嘟嘟,嘟嘟”的声音。有人说,他在向台湾发报。意思是,他是个国民党间谍。这当然是别有用心,或者仅仅是揶揄疯子的一种玩笑。但我的确好奇过,他为什么要一如既往不厌其烦地模拟发报的动作?他发报的内容是什么?以及,他究竟在向谁发报?有这种好奇心的人不止我一个。我就记得,曾经有一阵子,县城里像我一般大的小孩,都热衷于模仿周疯子发报的动作,成群结队地在街上抖动着右手(拇指和食指),嘴里发出“嘟嘟嘟”的声音。
周疯子有段时间不见了,听说是他的家人把他送到外面的哪个精神病院去了。大约半年后,他回来了,继续在街上“嘟嘟嘟”发着电报并匆匆行走。不同的是,他由一个瘦子变成了胖子,看上去像个傻子。听人说,这是在精神病院吃了镇静药造成的。但是,镇静药厉害,可以摧毁他的外形,却摧毁不了他发电报的意志。也就是说,他还是一个疯子,而且是一个傻乎乎的疯子。
有一次,我迎面撞见了周疯子,把我吓坏了。当时我手里正拿着一支冰糕,只咬了一口,周疯子就挡在我面前,一动不动地看着我。这时他的右手也不发报了,嘴里也不“嘟嘟嘟”的了,而是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看着我手上的冰糕。我心一慌,来不及多想,就把手上的冰糕给了他。周疯子左手接过我的冰糕,就像吃着自己的冰糕一样,嘟嘟嘟嘟,右手继续发着电报就走了。
如果说每个县城都有几个疯子,那么疯子之中,必有一个是女疯子。
我们县城的这个女疯子很奇怪,她只在夏天出来,冬天就不见了。所以,这个女疯子,我们看见她的时候,她总是穿着一件花衬衫,一条花裙子。脸也是花的,那种布满污迹的花。但就是这样一张布满污迹的花脸,却总是在笑。这种无缘无故、始终保持在脸上的笑容,让人一眼看去就知道她是一个疯子。
她是怎么疯的呢?有几个说法,其中最为人们接受的一种说法是,她喜欢一个男的,但那男的并不喜欢她,不仅不喜欢她,还跟别的女人结婚了。于是,她就疯了。大概我们县城的疯子无论男女,其发疯的原因,都跟男女之事有关。所以,这个女疯子,人们又叫她花痴。据说,疯病当中,花痴是最难治的。女疯子(我真的不记得她姓什么了)与雷疯子和周疯子有一点不同,就是她有一点点的暴力倾向,凡是看见长得好一点的男人,她就会朝他吐口水。笑嘻嘻的,冷不丁地冲上去,吐口水。所以,只要在街上看见她,那些长得端正、好看(或自以为长得端正、好看)的男人,便会躲开她,绕道而行。
女疯子带给县城的麻烦还不仅于此。她喜欢跳舞,而且专门在人多的地方跳舞,跳着跳着,就开始脱衣服,先脱衬衫,再脱裙子。这可是有伤风化的事情。所以,她跳舞的时候,总有很多人围观,也总有人要上去制止,不让她脱衣服。一般来说,只要有人制止,她就脱不成衣服。她的反抗力是很弱的。
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有一年夏天,人们看见女疯子有点不对头了,身体不对头了,好像是怀孕了。又过几个月,肚子凸出得很明显了,于是大家开始议论,是谁让她怀孕的?疯子都要去搞,这得是多坏的男人。后来,公安就抓了一个男人,是县文化馆的看门人,一个四十出头的鳏夫。但怎么证明就是这个男人呢?不知道。总之是他被抓了起来,开公判大会,就在他看门的文化馆门前的灯光球场,五花大绑,强奸犯,有期徒刑两年,游街,被围观的人们暴打,参加暴打的还有什么都不懂的小孩,比如我。
女疯子的结局是,生小孩的时候难产死了。于是,那个强奸犯看门人被再次公审,改判有期徒刑15年。
迎接芒果
在1970年代的中国,有一种水果被十亿人民膜拜,这种水果的名字叫芒果。
我那时还小,在上小学。一天,班主任在课堂上告诉我们,非洲某国的总统来北京见毛主席,送给毛主席一只芒果,毛主席舍不得吃,将它转送给了首都的工人阶级,而首都的工人阶级也舍不得吃,将它送给了全国人民。现在,我告诉同学们一个好消息,班主任提高了嗓音说道,今天下午,这只芒果就要坐船到我们县城了,请同学们到操场集合,去码头迎接芒果。
我敢说,不仅是我,我们全班,全校,乃至全县城的人,都是第一次听说芒果这种水果。这种水果超出了我们的认知(我们只见过河吃过柚子、柑子、桃子、李子和梨子这样的水果,连西瓜都只是少数见过和吃过),所以它显得陌生而又神秘。再加上它跟毛主席联系在了一起,又平添了一份庄严和神圣。
那天,几乎全县城的人都涌向了码头,翘首期盼运送芒果的轮船出现在老虎口。当轮船的桅杆终于从老虎口冒出来,码头上便响起了震天动地的锣鼓声和歌声。唱的什么歌呢?当时,并没有人专门为这样的仪式创作一首类似《迎接芒果》这样的歌曲,我们唱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轮船从老虎口行驶到码头,还需要大约七、八分钟的时间。因此,只唱一首歌是不够的。我们唱完《大海航行靠舵手》,发现轮船还没到码头,冷了一会场(好在还有锣鼓声),大家不约而同地又唱了起来,还是《大海航行靠舵手》。
轮船终于在我们的歌声中靠上了码头的趸船。我们屏住呼吸,注视着趸船的出口。先是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全副武装走下了趸船,大家一片欢呼声,有人甚至带头高喊:解放军万岁!向解放军学习!紧接着,四个穿工人制服的人抬着一个类似方桌的木架子走下了趸船。“方桌”上平铺了一块红色的金丝绒,金丝绒上安放了一只四方形的玻璃(有机玻璃)盒子,盒子里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芒果。人群开始骚动,都想挤到前面去看芒果究竟是什么样子。歌声停止了,但锣鼓声还在继续(打锣鼓的是我们县城的工人阶级方队)。小学生个子矮小,但小学生从一开始就站在队伍最前面,所以能够最先看见玻璃盒子里的芒果。当芒果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我看见,芒果是黄色的,略微偏向一点金色,所以,也可以说它是金黄色的。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芒果很像柚子,不仅颜色像,个头也像,只是它的表皮没有那种凹凸不平的麻子点,比柚子光滑。我的心脏在此时开始剧烈的跳动,这就是芒果,毛主席的芒果!
人们将芒果从码头上迎接进城,在街上走了一圈。我们以为,芒果会在我们县城过夜,甚至在我们县城留下来,但是,老师告诉我们,解散了,各自回家去。我们后来才知道,已经有一辆邻县的卡车早早地就来到我们县城,这只芒果只是从我们县城过了一下路,便被装上卡车,送到他们县城去供人瞻仰了。我们还知道,这个芒果也不会留在他们县城,而是要继续行走,到下一个,再下一个的县城去供人瞻仰。然后,若干年后,我长大了,才知道,那只芒果并不是真的芒果,而是用蜡做的,一个用蜡做的复制品,也就是假芒果。我没有受骗的感觉,因为我知道,真芒果要像这样抬着走遍全国,是一定会腐烂的(那个玻璃盒子不是冰箱,也不是水晶做的)。我只是在见到真芒果之后,有一些失落,它远远没有假芒果那么大,也没有假芒果那么好看。真芒果让我心目中的芒果归于平常。现在,我们随时都能吃到芒果。我甚至在四川省攀枝花市亲眼见到了芒果树,很普通的树,其长相不比桃树、李树更特别。
但是,在我见到真芒果之前,芒果的神圣性和神秘性一直伴随着我的童年和少年。就在迎接芒果之后的第二学期,我们的新的语文课本里面,就有了一篇关于芒果的课文。这篇课文详细讲述了非洲那位总统是如何将这个芒果送给毛主席的,毛主席又如何将它送给首都工人阶级,乃至全国人民的。与此同时,一种被命名为“芒果”的香烟开始流传到我们县城。这种烟卖得很贵,一般人抽不起(也买不到)。所以,这种烟的烟盒也比其它烟盒珍贵,因为它稀少。一般来说,要五个“重庆”烟盒,或者三个“上海”烟盒,才能换一个“芒果”烟盒。其“身价”差不多与“中华”烟盒同等。我至今不知道,我们县城是谁在抽这种烟?至少我没见过抽“芒果”的人。但“芒果”烟盒却在我们小孩中流传,虽然很少,但几乎每个小孩手中都有一个“芒果”烟盒。那么,这些烟盒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同样很神秘。
2014年“五一”节,北京,我和妻子陪岳父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多年以来,岳父就有一个愿望,今生一定要到北京看一眼毛主席,也就是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其遗容。岳父出生贫农,1949年后被政府选中,参加了工作,有了干部的身份。他把这个恩情记在了毛主席的身上。因此,他的这个愿望我是理解的,虽然我自己从没有想过要去看这个地方。而2014年,岳父被诊断出食道癌晚期。因此,我和妻子决定,陪他去北京,满足他的这一愿望。
我起码十年以上没去过天安门广场了,虽然这些年我无数次的去过北京。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游客要去广场。更没想到,去广场的这些游客,有一半以上是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的。广场上排了很长的队伍,等待着过安检,然后进入纪念堂。老岳父身体已经很虚弱,我找到保安,说明了情况,保安通情达理,让我们在队伍的前面卡进去,避免了长时间的排队。过了安检之后,栅栏旁边有卖白色菊花的。我问岳父买不买?岳父说,买。我便买了一束菊花,让岳父捧在手上,然后我搀扶着他,踏着一步一步的台阶,进了纪念堂。才进大厅,就迎面看见一尊汉白玉的坐像。岳父马上脱了自己的帽子,对着坐像深深的鞠了一下躬。然后,我们被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语气十分庄严,甚至有些冰冷),跟着前面的人流绕过坐像,进入内堂。
水晶棺就置放在内堂的中央。从这一刻起,便正式进入瞻仰遗容的仪式。整个过程,就是大家按反时针方向绕水晶棺走一圈。步伐可以缓慢,但不能停下来。也不能拍照,不能发出其它声音(哭声除外,但没有哭声)。我注意到岳父的眼眶里泛起了泪光,在围绕水晶棺的整个过程中,岳父眼眶里的泪光都没有熄灭。我很好奇,他此时在想什么?但我没有问,即使在走出纪念堂之后也没有问。我倒是可以说一说,当看见水晶棺的时候,我自己在想什么?我想到了四十多年前我们在码头上敲锣打鼓迎接的那个用蜡做的芒果,以及装芒果的那个四方形的有机玻璃盒。
作者简介:何小竹,1963年5月8日生于四川(现重庆市)彭水县。1979年辍学,先后从事过乐队演奏、政府公务员、广告公司文案、夜总会经理、杂志和出版社编辑等工作。198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曾参与“第三代”先锋诗歌运动,与杨黎、吉木狼格、小安等同为“非非”诗派成员。早期代表作有《梦见苹果和鱼的安》、《组诗》、《6个动词,或苹果》等,诗风呈现神秘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1990年代定居成都,与杨黎合出诗集《新作品》,代表作有《不是一头牛,而是一群牛》、《1994年冬在昆明》、《在一艘货轮上阅读罗布-格里耶的小说<橡皮>》等,诗风更趋简约和直白。2000年代与杨黎、韩东、乌青等创办橡皮先锋文学网,主编《橡皮》网刊,出任橡皮论坛版主,个人创作进入新的实验期,代表作有诗歌《为洗手液做个广告》、《与石光华在成都谈论李白》、《把费德曼的小说放在肚子上》;中、短篇小说《明清茶楼》、《我一生中的色情念头》、《圈》等。2014年,自印诗集《时间表:2001—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