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记忆系列（散文）

远去的记忆系列（散文）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名叫《悯农》的古诗，我在念小学二年级时就已经能熟背。《悯农》在中华浩淼的诗海里算不上最绚烂和唯美的一首，可它绝对是中国农村老百姓最熟悉的一首，也是孩子们最会背，最容易理解的一首古诗。它在我童年时的餐桌上被老师或父母教育子女节俭的最为广泛，被一代又一代人口对口的传唱和流传。

记得小时候，父母总是选择在正午的烈日下去下地锄草，我曾幼稚地问过父母为何会要选择大热天下湖干活？母亲总是说：正午的太阳最热，这时候锄掉的草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因为水分的缺失而死亡，庄稼才能长得茂盛。母亲戴着草帽，带一条毛巾和一大壶冷开水去，一干就是几个小时。

一般锄把长一米七左右，上端粗，下端细，底下有一个像鹅颈的弯脖向上折过来，连接了一个长十五公分，宽二十公分的有刃的锄片。弯折的角度大约四十多度，母亲说这种角度最适合人锄地的姿势，锄起地来也最省力。最好看的是锄的铁把，因为长时间的使用与人的手掌和衣脚反复的摩擦，再加上人体汗水无数次的浸润，锄把上反射出的一种黝黑闪亮的迷人的光泽和无法言喻的神韵。

锄头不仅仅是用来锄草用的，它功能很多。七八十年代，农民带着锄头成天在地里操作，锄草，碎土，刨地，平地，挖窝，理沟……将大的土块打细，将生泥弄成熟土，将瘦土弄成肥泥……在不断翻弄泥土的过程中，庄稼长起来了，开花了，结果了，成熟了。每个季节，庄稼地里草都会被一锄再锄。一张锄因为与人的朝夕相处使它具有了不同于一般农具的生命的力量和一种后天养成的诱人的魔力。

一场雨过后，因为强烈的阳光的照射，水蒸气使得空气又潮湿，又闷热。我家学校西面的玉米地里草又长出来了。母亲带着我向玉米地走去，那天天气特闷又躁热，头顶的草帽没有一点用处。我不敢仰头看天，一抬头，太阳的明强光直接就眩晕了双眼。来到地里，母亲叫我坐在地头玉米下乘凉，别乱跑，交代我后就走进玉米地里，齐腰的玉米苗遮住了腿以下的部分，只能看到她的上半身在玉米叶子的海洋里游弋。母亲不时地喊我的名字，怕乱跑。

在田地里，母亲微微地弯着腰，左手按住锄头的下端，右手稳住锄头上端。锄头在母亲的手里想吃那棵草就吃那棵草，如果母亲稍不留神，锄头就会调皮地偷吃一根玉米苗，这时母亲就心疼的蹲下身子去侍弄她的宝贝玉米苗，小心翼翼地从密集的玉米苗移植一棵补上。

田地里没有其他小朋友，我坐在地头玩一会后，顺着母亲的身后也跟着走到地里。我在玉米地里只露出一个头，整个身子被高高的玉米叶淹没和包围，不一会儿，呼吸就变得急促，脸上早就被汗水浸透了，泛着不自然的红晕。最可恨的是不时有几棵个子高的玉米叶子趁火打劫，划拉一下脸，被汗液里的盐份一腌，火辣辣地疼。母亲时刻关注着我，不时回头看我，提醒我去喝水，赶我去地头乘凉。母亲心疼地说，儿子，热得快要晕倒了吧，农民不容易啊，你以后上学了要好好读书，把书读好了，就会有出息，你将来就不用受这个罪了。

后来，姐姐们长大了，也就使起大锄来。这时，她们手掌里也就有了老茧。老茧是锄把磨出来的。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人们总会追求更省力和省时的耕作方式，到了九十年代后，锄在除草剂的出现后，减慢了它前进的步伐，或者说几乎停止了它前进的脚步。灭草剂的出现具有了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它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模式，使锄草的方式由农具向药物改变，从一个人每天只锄一亩地到一个人每天可以打几十亩地的除草剂转变。当一瓶瓶除草剂闪亮登场，将满田的杂草清理得干干净净时，曾经劳苦功高的锄头似乎再也找不到用武之地了。

前几天回老家出礼，顺便去老家看看。打开院子大门时，满院子都是杂草，足有半人高。（老家的房屋已经空了几年，父母亲都在城里和我们一起生活）我到东厢房门后面找出已经锈蚀了很久的锄头，望着生锈的锄柄我简单拭擦一下，时过境迁往事的背影还是那么的清晰，岁月的沧桑锄头的神奇还是那么的锋芒。把院子的杂草全部锄了一遍，累得我满身是汗。老锄头在我们家已经几十年了，锄头已经磨损了好多，经过我近一个小时锄草后，老锄头又被磨得铮亮。这时，我仿佛又看到玉米在地里茁壮成长，玉米叶子在阳光下笑弯了腰，在春风的吹动下麦田成了一片绿油油的海浪。仿佛又看到农民伯伯拿着锄头脸上露出幸福的喜悦……我仔细地把老锄头擦洗干净又放回到东厢房门后面。我又仿佛回到童年跟随母亲在田间玩耍的情景。

独犁，在六七十年代，是农村人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农具。

在我记事的时候，就知道生产队有好几套犁犋，犁犋手一般都是固定下来的。我父亲就是我们生产队最好的一个犁手，耕地、耙地成了他的职业，与犁、耙和牛打了一辈子交道。那个时候，父亲才四十开外的年纪，长四方脸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闪闪发光，久经风吹日晒的皮肤黝黑透紫，身穿着粗布裤褂，少许白发上落了一层稻糠，走起路来噔噔直响，一看就给人一种刚健朴实的感觉。在我的记忆中，从春季到夏季再到秋季，父辈们除了夜晚睡觉的几个时辰外，其余的时光都是在田里地里田边地角度过的，他们那一张张被日头晒得幽亮的脸就是我们乡村里年成的晴雨表，父辈们因田地里的庄稼年成好差程度而忧而乐。 

犁，是父亲幼年的第一件礼物。目不识丁的父亲由于姊妹多（一个姐姐五个妹妹一个弟弟），十二岁就在生产队里扶犁耕地。在家乡的黄土地里，父亲吆喝着老水牛或黄牛，长鞭在悬空中打了一个个问号，驱赶拉犁，在长满野草的田垄间走过来又走过去。一道道新鲜的泥土，不知翻出多少陈年旧事，划上一波又一波的伤痕。那根能拉直季节的牵牛绳，却没能拉直那只独犁。农事沧桑，父亲用自己特有的朴实厚道与犁静默地交流着，春耕夏种，年复一年。晨露打湿父亲的眼角，霜雪熬白父亲的双鬓，父亲的脊背幻化成犁的剪影，被黄褐色的泥土磨得铮亮。

犁，由犁弓、犁板和铧组成，形状就是一个斜卧的“力”字。铧，是一个三角形，被泥土磨得锋利雪亮。耕地时，犁铧向下，深深插进泥土。但犁要真正动起来，在土地上纵横捭阖，挥洒泥浪，雄霸田地，必须有牛拉动。拉犁的牛，称为耕牛，是经过长时间严格训练的牛。固定牛的叫牛梭。牛梭是弓形，套在牛的前肩胛上，就像枷。牛梭两端，系着缰绳，缰绳绾住犁弓的前端，和犁连接起来。犁田的人一手握着犁，一手扬起牛鞭，一声吆喝，低着头的牛奋力向前，犁便开始缓缓向前移动。牛在前，犁在中间，人在后，人和牛默契地合作，便将一块块土地唤醒，翻新。新耕的土地，弥漫着泥土的馨香，就像新褥的被子，铺展在大地上，静候着一粒粒种子的入住，睡眠，醒来发芽。

犁，只有在夜间不耕作时才静静靠在墙壁的一隅稍作休息，而且是悄无声息的。那锃亮的犁，身上还沾满了些许的泥土，有时甚至感觉犁的上面有几滴清泪。犁在月亮的映衬下通体迸射出幽幽冷光。犁即便是漆黑的夜里，周身也遍布着泥土的芳香。

犁，最早发明者是中国的农民，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然后犁才被传入欧洲各国。正是有了犁，荒芜、野蛮才被开垦，从此农民与犁肝胆相照。犁的历史就是一个文明进步的历史，一个有关耕耘、辛勤与收获的历史。

在大集体时代，父亲习惯了耕、耙地的生活，很有规律地每天早早吃点玉米饼就着萝卜干喝点白开水后，就去生产队的牛屋子拾套犋。在大集体时，生产队里地多，通常耕地都是用三条或两条牛拉一个独犁。按照“领头牛”、“配合牛”和“拉单牛”的顺序逐一上好套，然后把套在牛身上的拉单横棍的挂钩挂在拖车上，拖车上边放着木把犁或木齿耙。拖车，全是用木头做的，没有轮子，用两根二十米见方的方木当腿，长度约有一米二，宽度有一米，在两根木腿的两头十五公分处，有两根较腿稍细的方木棍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长方形木框，在木框架的上边，扣上一个似底座一样的一个正方形，中间在两根木腿上各支撑着两个站柱，两边的站柱较上口的正方形木框突出十五公分，这样就形成了拖车。木犁，是个弓字形的，有一米高，犁架是木头的，犁铧和犁铲头是铁的，安在犁架上的，称为木犁。木耙，是用两根长三米，厚度十五公分的方木，和两根宽七十公分的方木合扣而成，形成一个长方形的木框，方木的前后横棍上，每十五公分的间距间，安有一个约有二十公分长的耙齿，这就形成了木耙。拖车是专门放木犁和木耙用的，每次下湖耕、耙地，都是用拖车拖着犁和耙下地。父亲每天天蒙蒙亮时就套上牛，挂上拖车，肩上搭着一个长长的牛鞭子，赶着拖车，慢悠悠地走出了牛舍。

父亲通常都是早出晚归，中午母亲都是把饭菜送到田头，父亲吃饭的时候同时也在喂牛，待老水牛吃饱转嚼的时候，父亲就靠在田埂休憩一会。父亲在那块反复耕种的黄土地里孕育着希望，希望用独犁划出偏僻乡村的富裕，在那扬鞭的喝叱声中，冥想驱走家乡的贫穷。父亲不大言语，见人总是微微一笑，使人顿时感到亲切。父亲的活路，大都不需要队长再作安排，该犁那块地，该耙那块地，每天都装在了父亲的心里。

父亲是个耕、耙地好手，他不仅能熟练地掌握耕地的深度、浅度和进度的快慢，而且还非常了解每头牛的脾气性格，耕起地来，既显得轻松，又得心应手。父亲的号声在我们老家那一带是很有名的。声音洪亮，能听几里地呢！

1995年，自从父亲癌症动过手术后，老犁一直靠在东厢房墙上，父亲常常看着它，还时时轻声交谈着，我听不懂他们交谈的语言，父亲是用眼神，老犁则用犁心来回答。就像一辈子的老伙计一样，彼此懂得，彼此已慢慢变老。父亲曾嘱咐，什么时候都要好好保管这张老犁，人不能忘本。我不敢确定，能不能扛得起这张老犁，因为，犁里面所包含的很多很多，一种精神，一种情怀，一份坚守。

父亲今年已经八十岁了，真的老了，现在犁也老了，犁知道父亲再也扛不动它，就静静的挂在老家东厢房墙上。

我虽然没有扶犁耕过地，但我小的时候在生产队里，跟着耕地的父亲在田地里玩，非常熟悉耕地的过程。静静的湖地，一望无际看不到头，收完庄稼的人们都忙碌着其它活去了，剩下来的就是一片片白茬子地，父亲悠闲自在地一手扶着犁把，一手握着约有六十公分长的鞭把，长长的大牛鞭搭在肩上，身后拖着几米长的鞭稍，嘴里不时地哼着号子，自由自在地踏着茬子地慢慢地向前缓行，随着木犁的前行，父亲的身后，一道长长的墒沟不断再现，一股股浓厚的泥土芬香，从木犁的底下散发出来，沁入心肺，沐浴着大自然的新鲜气息，顿觉轻松和惬意。

人生，何常不是块耕地。辛勤的耕耘与丰收的喜悦往往成正比，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春天，是播种的最佳时节，只要是把握住这个季节，就能得到收获，人生的耕地却饱含着感情的成分，也需要把握。虽然直到今天，我也没有碰过犁，我深以为憾，但是我对犁，却始终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感，有着一份奇异的思念，这是作为农民的后代一种永远无法说清的情结。

民间有一句歇后语，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受气。风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现在的年轻人是没有见过的，凡出生于六七十年代以前农村的人，绝大部分人应该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风箱，又称风匣，相当于今天的鼓风机，是过去农村家庭和铁匠铺不可或缺的炊事用具。长度大约一米左右，高度二尺上下，宽度大约在一尺二。由木箱、活塞、拉柄、活门、出气孔组成，方方正正的木箱，长长的拉柄，玲珑乖巧的两个活门。推拉拉柄时，用绑缚的鸡毛做成的活塞来回地压缩空气，将鼓起的空气缓缓地送入灶膛，前后的活门也随之吧嗒——吧嗒——有节奏地闭合。随着风箱“吧嗒——吧嗒——”的响，灶膛里面的秸秆迅速燃烧，慢慢变白，慢慢软化，化成一截一截或者一团一团的灰。

儿时的冬天格外的冷，每一个早晨，总不想爬出暖暖的被窝。母亲早早就起床烧锅做饭，待饭菜做好了，才叫我起床吃饭上学。做饭的时候，厨房满屋里浓浓的水蒸气，母亲坐在锅台前的小凳子上，左手往灶里送着柴火，右手来回推拉着风箱。风箱的风门有节奏的“咔——咔——”响着，风呼呼地吹着，灶膛里火光通红，映着母亲的脸庞。母亲做的饭菜特别的香甜，特好吃。
    拉风箱很多时候都是小孩子的事情，放学回到家里，多半是母亲做饭的时间，孩子们就会自动或者被迫蹲在灶台前拉风箱。随着推拉，灶膛里的火旺起来，锅里面的水逐渐就热起来……提起小时候烧锅拉风箱，至今记忆犹新，念念不忘，经历了喜爱——讨厌——再喜爱的过程。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概是五、六岁，我就开始协助母亲学烧锅了，由于力气小，一只胳膊还拉不动风箱，我就站起来，或者是跪在地上双手拉风箱，为的是把风箱杆拉到头，风力大，火苗就大，一推一拉，四块风箱小舌头一张一合，还可听到“吧嗒吧嗒”敲打风箱内壁的声响，就像是听戏时竹板敲打的声音，尽管搞得浑身是汗，灰头土脸，但幼小的心灵高兴极了，感到能帮大人做事了，烧熟一顿饭，很有成就感。有时还会把风箱当做是自己的玩具或钟爱的好伙伴。
    那时候缺柴禾，大多是烧树叶、麦草，遇到阴雨天，树叶、麦草潮湿，很难烧着，有时浓烟四起，呛得眼泪直流，还要时常往灶膛里添草很烦人。做一顿饭烟熏火燎，有时被呛得又是咳嗽又是抹眼泪。特别是看着别的小伙伴在玩耍时，自己在拉风箱时，气得总想把磨得光光的两根拉杆立马拉断，心想，使劲儿把它拉断，就不用我再拉风箱烧火了。有时在心里暗下决心，等我长大了，一定逃出农村，再也不用拉这烂风箱烧火做饭受窝囊气了！

小时候，偶尔跟随父亲去集市上时，我总会跑到街头铁匠铺子玩，看着铁匠师傅给风箱悠悠地鼓风。铁匠铺使用的风箱比家里要大得多，老大的风箱，载着沉重的岁月，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在风箱助力下，蓝蓝的火苗突突上串，炉膛内的铁件被炭烧得通红，铁匠师傅轮起重锤，快速地敲打，火花四溅，还时不时放到水里，铁件成了开山之斧，成了切菜之刀，成了炒菜之铲，成了挖地之锨……后来，我知道了百炼成钢，知道了人生需要锤炼。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几乎在一夜之间外形精细漂亮的电吹风机替代了老式风箱。在这个小小的精致铁家伙面前，风箱显得丑陋无比和笨拙。自鼓风机出现，风箱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使用多年的风箱把被磨得锃亮，此时的风箱只能留下岁月的痕迹。

时光如流水，转瞬新世纪。弹指间我们的社会已由漫长的农耕时代迅速跨越到电气化、现代化时代，不要说城市，就连广大的农村，灶房电气化早已经普及，诸如燃气灶、煤气炉、电饭锅、电磁炉、电火锅、微波炉、整体橱柜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厨房革命”早已发生。  

像风箱那样的陈年旧货早已消失得没有踪影，现在只有进入历史博物馆才能看见，很多老物件退出人们生活的历史舞台，留给后人的只是物品展览和怀旧，成为乡村历史远去的符号和记忆。

作者简介：乔加林，笔名乔侨，江苏泗洪人，中共党员，军旅生涯13年。供职于江苏省泗洪县交通运输局。江苏省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青年作家协会，江苏省散文学会，宿迁市作家协会会员；华夏精短文学会江苏分会副会长；泗洪县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分金文学》杂志编辑。在《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青年作家报》《中国能源报》《中国文化报》《检察日报》《中国交通报》《人民代表报》《国防时报》《中学生报》《作家报》；《军旅青春文库》《中国退役军人》《党的生活》《晚霞》《新青年》《金田》《领导科学》《连云港文学》《火花》《风流一代》《莫愁》《雪莲》《龙门阵》《北方作家》《金融文化》等中外200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900余篇，140余万字；宣传报道1600余篇；《青年文学家》杂志签约作家。